在古代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文化中，有《礼记》《周礼》《仪礼》，号称三礼，却没有法律典籍。在今天的文化中，有为各人群、各事务制定的各项法律，但并没有一部关于礼的法律。这是不是说，在古代社会礼可以代替法，而现代社会法可以代替礼？
首先从这两个字的字形进行分析，就会发现古人在制造这两个字时，赋予了它们不同的意义，表达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为二者划清了界限以及职责范围。
礼是会意字，从示，从豊(lǐ)，豊是行礼的器物。礼的本义是举行仪礼祭神求福，具体内容为五礼（《虞书》：“吉、凶、军、兵、嘉”）、六礼（《礼记·王制》：“冠、昏、丧、祭、乡、相见”）、九礼（《大戴礼记·本命》：“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军旅”）。
随着时代的发展，礼的内容不断扩充，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式不断发生演变，不断推陈出新与时俱进。由许慎《说文解字》定义的“事神”逐渐扩大到“事神”“事人”，礼走下神坛开始普及，走向普罗大众。
礼为什么产生，又为什么普及到“事人”呢？许慎的解释一针见血：“致福”。礼的本来目的就是求福，能造福人的不仅是上天神明，还有人。无论地位高于自己还是低于自己，或者与自己平等，只要能造福自己，就是贵人，因此人与人之间也开始讲礼，并逐渐成为人际交往的言行准则。从“事神求福”的作用来看，礼又有导人向善的劝世意义。
法是会意字，从水，表示法律公平如水，一碗水端平；从廌(zhì),即名叫解廌的一种神兽，据说它能辨别曲直，用角去触碰理曲的一方；从去，表示去除。法的本义是法律，也特指刑法。《周礼·天官·大宰》中就有“以八法治官府”的记载。法的作用在于去除坏人、坏事，即禁民为非，具体的方式就是“杀戮禁诛”，体现着禁人为恶，惩恶扬善的警示意义。
在这个层面上理解这两个字，一个在于事前引导预先防备，一个在于事后追责以儆效尤。《大戴礼记》总结得至为恰当：“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很明显，二者在各自领域发挥着各自的作用，谁也无法取代谁。用礼用法，犹如封建统治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术，二者互为表里，有主次之分，但无替代之理。
其次从内涵来看，礼的内涵比法更为丰富。
礼是怎么产生的？礼是根据义制定的，义的根本就是仁，仁是顺的主体。（《礼记·礼运》的原文是：“礼也者，义之实也……仁者，义之本也，顺之体也。”）顺有大小之分，大顺就是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政治清明、国家富强安定。这就是孔子代表的儒家学派所推崇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时的小康社会，因此礼可以实现家天下时代最高的社会理想。
将礼运用到政治上，就是有力的治国工具，国君可以靠它来分辨等级尊卑，明察人情人心，侍奉鬼神以求福，设立制度以安民，分别仁义代表的情理，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原文是“是故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
礼运用到个人身上，就是以礼调和喜、怒、哀、乐、爱、恶、惧这七种感情，当感情没有表现出来时保持中的状态，表现出来后也能适当节制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即“哀而不伤，乐而不淫”。这就是《中庸》提倡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就是礼的作用。
能达到“中”“和”修养的地步，也就能妥善处理好十种人际关系（“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与人际纠纷，这就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共存共荣的理想状态。
为了借助礼实现小康社会，就必须将礼普及到天下百姓。如何普及呢？祭天祭地，表示礼以天地为本，效法天地，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庙中祭祖，表达仁爱为礼的原则；祭祀山川，表达敬鬼神致福祈祥是礼的作用；举行五祀（五种祭祀），表达由礼产生出各种制度，具体表现在人事上，就是冠礼、婚礼等一系列礼仪规定及礼仪实践。
如果一定要给法找一个位置，法就属于依据五祀创立的各种制度。可以说法是保证礼得到实施、遵守的强制性工具，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古代既讲礼也讲法，而礼的优先级则明显高于法。“礼不下庶人，法不上大夫”，并不是说普通人不必学礼，而是说普通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相应的要求也就低，守住底线——法就可以了。“法不上大夫”不是说大夫就可以驾凌于法律之上，而是要遵守比法更严格更细微的礼，大夫们不能满足于达到法的底线，还要有更高远的社会理想和追求，帮助国君治理好国家，达到小康社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如此。
从这个层面来讲，法相当于基础，礼相当于上层建筑。礼无法不能推行、规范，就会变成一纸空谈；法无礼则失之仁义，易流于严刑峻法。礼与法又怎么能互相代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