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ldquo八佾舞于庭rdquo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注释：

季氏：季孙氏，鲁国权臣，与叔孙、孟孙等三家架空鲁国国君，长期把持鲁国国政。由于他们是鲁桓公的后人，因此也被称为“三桓”。

八佾（yì）：古代奏乐舞蹈，每行八人，称为一佾。天子可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按照周礼规定，季氏身为大夫，只能用四佾。

忍：忍心，狠心。

翻译：

孔子谈到季孙氏说：“他在家庙之庭中动用天子才能用的八佾之舞，这样的事都忍心做得出来，还有什么事不能做出来呢？”

管理学诠释：

这一章是《论语》中很重要的一章，体现了孔子维护周礼的政治、文化主张。而近代以来，围绕孔子这样一种维护周礼的做法，不但知识分子中爆发了各种争论，更是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政治高度，各种批判和政治运动可谓层出不穷。就在昨天，还有朋友给俺留言，批判孔子为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实际上，这样一种观点在国内很流行的。特别是特殊十年长大的那批人，更是对此种观点坚信不疑。今天有必要借着孔子对季氏的批判说说这个问题。

为了国家、社会的有效运作，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有一个等级权力秩序。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否则，国家就会陷入无休止的内斗，生灵就会涂炭。西周取代商朝立国后行分封制。最上边是周天子，往下依次是诸侯、卿大夫、士等。为了维护这样一个天下秩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以及士等各个等级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以及责任等。其中八佾是周天子才有资格在家庙祭祀时使用的，一般的诸侯是六佾。像季氏这样的等级只能动用四佾。所以，季氏在这里是严重违背周礼的。这样一种做法是孔子不能容忍的，在其看来，僭越礼制是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必然会造成天下秩序大乱，最终倒霉的还是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而且孔子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季氏的僭越引起鲁国国内的上行下效。他自己的家臣阳虎就有样学样，利用手中的权势把持了季氏家内的大权，囚禁了季氏，造成鲁国国内“陪臣执国政”的恶劣局面，甚至发动了叛乱，最终费了好大的力气、死了好多人才平叛下去。所以孔子对季氏的批评是有其深刻背景和原因的。

春秋时期，是一个中国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铁器等的发明使得农业、手工业等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不仅造成了原有的井田制的破坏，也造成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就是同一国家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之间的经济、军事力量对比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由此，西周初年开创的整个封建礼制秩序因为经济、军事等基础因素的变动开始松动、垮塌。三桓架空鲁国国君、僭越鲁国国政就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下。按照马列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今天的我们可以认为西周封建礼制的破坏是一个大势所趋，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变动的结果。孔子维护西周礼制秩序实际上是一种不识历史大势、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行为，体现了孔子政治上保守的一面。但是事情也不能简单地这样理解。因为孔子时代很多像“三桓”这种破坏礼制的行为只是统治阶级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而已，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正义性，相反却造成社会动荡，底层民众经济负担加重，最终流离失所，饿殍遍地等严重的社会后果。孔子反对“三桓”违背礼制主要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的。而且当时西周封建体制的瓦解刚刚开始，未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走向还很不明朗。孔子在当时也根本看不到有比封建周礼更好的、更合适的制度体系。所以其在政治立场上必然是想尽量恢复已有的、曾经给国家、社会带来良好秩序、给百姓带来安定生活的周礼。为此他明知其不可而为之，一生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列国之间。这实际上算不上是什么开历史的倒车，反而体现了一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伟大情怀。孔子以后，礼崩乐坏的局面更加严重。到了战国，实际上恢复西周封建礼制秩序实际上已断无可能了，这时候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实际上也就彻底没有恢复周礼的想法了。孟子甚至不反对由当时的某一个诸侯国来统一天下，他唯一的要求是统治阶级要对百姓行仁政，不要为了个人私欲不关心百姓死活。孟子一生游走于列国之间，其所主张的无外乎是这样一点要求。从这样一个历史逻辑来看，儒家实际上是与时俱进的，并非死抱着周礼那样一套制度体系不放，更不是在维护什么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因为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肯定不是一个奴隶社会，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不是一个奴隶制社会也很难说。当时政治上实行的分封制，经济上实行的是井田制，因此孔子时代应该更像是一个标准的封建社会，和后来中世纪的封建欧洲更像一些。因此认为孔子开历史的倒车、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实际上是逻辑不通的。另外，如果非要说孔子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那么他一生所批判、斗争的季氏、三桓、阳虎乃至鲁哀公等又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呢？难道他们在当时是“奴隶阶级”的一员或者是奴隶们的政治代言人？一个代表奴隶主利益的人会说出“苛政猛于虎”、“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样悲天悯人的话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后世，包括今天很多人，认为孔子维护礼制秩序是在为奴隶主阶级张目，实际上是讲不通的。

更荒谬的是，新文化运动时代，陈独秀、胡适以及鲁迅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出于政治和救亡等各种各样的需要，将孔子树为孔家店的代言人，由此出发对孔子大批特批。同一个孔子，同一种维护西周礼制的行为，一会儿被认为是在维护秦以后两千多年郡县制下地主阶级的利益，一会儿又被认为是在维护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估计，孔子他老人家地下有知，都感觉到这种种的罪名实在是人格分裂，只能苦笑一下吧。不过，历史的功过是非，后人的种种指责，也只有孔子这样级别的人才能背得动。换做他人，想背也不让背啊。

最后个人认为，要说孔子有阶级立场也是可以的，只不过这种立场既不是奴隶主立场，也不是封建地主立场，一贯“敬天保民”的他关心的实际上是底层百姓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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