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认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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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遣唐使、遣新罗使者是中日韩古代东亚地区间的一种外交关系，唐罗两国互遣使者，是中国古代东亚地区间的一种外交关系，对中国古代东亚地区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唐罗关系是中日韩古代东亚地区政治关系的一个缩影，也是研究中日韩古代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将通过梳理遣唐使、遣新罗使者在唐罗宗藩关系建立期、联盟崩溃期、低潮期和平发展期和持续发展期的历史作用。
分析不同时期遣唐使、遣新罗使者对两国政治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唐罗关系对中日韩古代东亚地区政治格局的影响。
唐罗宗藩关系建立期的使者在唐朝与新罗关系建立期，唐朝派遣使者到新罗进行访问，而新罗派遣使者到唐朝进行朝贡。唐朝在此期间派遣使者出使新罗，两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密切发展阶段，并最终促成了唐罗宗藩关系的建立。
唐与新罗之间的往来始于唐朝贞观三年（），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派人到新罗进行册封，两国建立了宗藩关系。“贞观三年（）十月，新罗王义光遣使来朝，因太宗爱其才，封为赞天王”。
在之后的唐贞观十一年（）和十六年（），新罗多次派遣使者到唐朝进行朝贡。贞观十一年（）四月“癸丑，遣使奉表入贡”，新罗使者首先到达长安，唐太宗李世民接见了新罗使臣。
据《新唐书·东夷传》记载：“贞观十一年二月辛酉，以右领军大将军柳仲礼为新罗使”。这说明唐朝在此之前就已经派遣使者前往新罗进行朝贡。
贞观十五年（）五月“乙丑，遣右威卫大将军柳公绰为新罗使”。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唐罗宗藩关系建立发展得很好。
贞观二十年（）三月“乙巳、新罗遣左领军大将军柳公绰等十二人献方物”。唐罗之间的友好往来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
在此期间新罗先后派遣了十七位遣唐使者到唐朝进行访问。《旧唐书·东夷传》记载：“贞观二十二年（）二月甲申……遣左武中尉薛玄同为新罗使”。
唐罗联盟及其崩溃时期的使者唐罗联盟的崩溃，一方面是因为两国统治者间的矛盾激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唐、新罗之间经济关系的恶化。由于唐朝与新罗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唐朝的对外扩张导致了唐、新罗间经济联系的下降。
唐朝对新罗发动了五次战争，导致了唐罗联盟关系的最终破裂。其中，唐、新罗间军事冲突最为激烈，唐、新罗间战争前后持续长达三年之久，以唐朝为一方，新罗为一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战争。
因此，唐朝在五次战争中所承担的战争费用高达百万贯之巨，这是很难想象的。面对这样一笔庞大的开支，唐罗联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两国之间存在着严重的贸易问题。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新罗使臣们采取了种种措施。
他们通过贸易手段获取中国丝绸等物品，而中国则通过朝鲜半岛进行海外贸易获得财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朝采取了两种措施：第一种措施是降低新罗商人对唐朝商品的价格；第二种措施是增加新罗商人在唐朝经商活动中获得的利润。
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贸易渠道不畅、商品价格高昂等原因导致唐罗双方贸易受阻，而为了维持唐罗联盟关系和唐罗关系正常运转又不得不进行大量投入。所以唐罗联盟在短时间内是难以恢复到以前鼎盛时期的水平的。
唐罗关系低潮期的使者唐罗关系低潮期主要指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初，这段时期在唐罗关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唐罗关系从两国互派使节，到遣新罗使者再次回到唐朝，双方关系从战争走向和平发展。这段时期的遣新罗使者在中日韩古代东亚地区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遣新罗使者带来了中国先进的文化。
如，唐罗关系低潮期的第一位遣新罗使郑仁泰是从日本带回了奈良正仓院的“平安画像石”，这幅画像石反映了唐朝时期日本奈良一带的政治经济情况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成为研究唐罗关系的重要史料。
如，在遣新罗使臣中出现了第一个女状元郑清之、第一个女诗人郑氏、第一个女外交家郑氏、第一个女医学博士郑氏等。在遣新罗使臣中出现了多位在唐代政治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
如：在遣新罗使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李吉甫、李仁福，以及在遣新罗使臣中最有影响力的日本人和新罗使者中最有影响力的日本人。
遣新罗使者促进了两国文化交流。在唐朝与新罗交往过程中，新罗使者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如，在公元年（唐武德四年）第一次遣唐使到来时，唐朝就已经形成了“蕃国”、“蕃师”的概念。
这种概念并不是唐罗两国第一次接触到，早在公元年（唐龙朔二年）日本就已经有遣唐使来华学习中国文化。
而在这一时期，新罗也派遣了多名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如公元年（唐开元三年）新罗王派使到中国学习《春秋左传》；公元年（唐元和元年）新罗王派使到唐朝学习《周礼》《诗经》等，这些学习的内容在《唐书》中都有记载。
唐罗关系和平发展期的使者在唐罗关系低潮期，唐朝对新罗的外交政策也由“宗主国”转变为“藩属国”，即：新罗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此时两国使者的政治立场也发生了转变，由前期的“唐强罗弱”转变为“新强旧弱”。因此，在唐罗宗藩关系低潮期，派遣的使者也多以新罗使者为主。
唐朝在唐罗关系低潮期派遣使者，除了代表唐朝对新罗实施政治外交上的控制外，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传达新罗王的意愿；二是传递两国友好交往的信息。而这两方面都对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唐罗关系低潮期派遣使者，新罗王将本国视为“藩属”，并且通过使者向唐朝传达本国对唐朝的“称臣”之意，但并未有实际行动。从这一时期新罗派遣使者来看，新罗对唐朝依然采取“恭顺”态度，而不是主动向唐朝示好。
这一时期遣唐使新罗王所派遣来的使节都是以新罗使臣为主。例如：公元年（唐高宗总章二年）10月，新罗王派遣“使臣数人”向唐廷上书称：“臣闻唐以唐王为天子，百有余年矣”。
此时新罗王将本国视为“藩属”，且称唐朝为“天子”；新罗方面则希望通过唐朝的册封来加强自己在新罗国内的地位。
而在唐罗关系低潮期派遣使者时，唐朝对新罗采取了“以夷制夷”政策：唐与新罗之间既存在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又存在着经济上的依存关系；两国之间既有频繁往来的友好交往关系，又有对抗冲突和矛盾。
为了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新罗，唐朝对新罗的外交政策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政策，即：采取以唐朝为中心、新罗为附庸的外交政策，“以夷制夷”成为唐与新罗宗藩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这一时期遣唐使新罗王主要派遣使节来唐朝进行友好交往。公元年（唐高宗总章元年），新罗王派遣“使臣数人”来到唐朝。
在这一时期新罗所派遣的使者是以“使臣数人”为主，其中：新罗使臣1人、新罗使臣2人、渤海国使者1人、渤海国使者1人、靺鞨国使者2人；同时，唐朝也派遣了“使臣数人”来唐朝进行友好交往，其中：新罗使者1人人。
唐罗关系持续发展期的使者随着唐朝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唐朝国力的增强，唐罗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得到改善，这种改善主要体现在经济文化方面，唐罗两国的外交关系也由此进入到持续发展期。
唐罗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这对唐罗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在这一时期，除了遣唐使和遣新罗使者之外，还有一类使者是伴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
如上所述，唐朝国力日益强盛，在东亚地区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唐朝开始加强与新罗和日本等周边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因此唐罗宗藩关系逐渐趋于缓和。
而在唐朝与新罗、日本等国家政治关系逐渐缓和时，唐罗两国之间出现了一种新关系——“蕃盟”关系。这种“蕃盟”关系是唐代宗大历年间（-年）开始出现的一种新关系，此时唐罗两国间相互派遣使者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蕃盟”是唐罗两国间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一种外交关系。这种平等的外交关系是在唐代宗大历年间（-年）唐罗两国间建立起来的。在这一时期，唐罗宗藩关系也有了新发展，即开始出现“蕃盟”。
“蕃盟”是指唐罗宗藩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主动提出与另一方建立起平等外交关系，这种平等外交关系体现在经济文化方面。
而在“蕃盟”制度下形成的唐罗宗藩关系新格局是：唐、新罗两国都是遣唐使、遣新罗使者频繁往来于唐、新罗之间；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两国在外交政策上相互依存和支持。
笔者观点唐朝与新罗的外交关系，是中国古代外交史上一段重要的历史，对这一时期外交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外交的特点和规律。
从“蕃盟”到“蕃盟+蕃使”制度，再到“蕃盟+蕃使”制度，唐朝与新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这种紧密的交往关系中，唐朝与新罗之间形成了一种“平等外交”。
这种“平等外交”既是在双方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同时也是双方共同努力推动的结果。
因此，在整个唐朝时期，新罗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国家，一直处于唐朝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关系中的一个重要位置，这也是造成唐朝与其他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日益频繁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1、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北京: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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