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较早进行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研究的,是李继芬、吴汝煜、朱枝富、赵生群。他们在一年期间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
李继芬认为《史记》继春秋》又不同于《春秋》,可马迁对《春秋》是十分尊崇的,继春秋》写一部宏伟史书,是他的最高理想。司马迁提出《继春秋》,说明了他的雄心志，也说明他对自己这部论著的重视程度。班固、扬雄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读于子“不与圣人同是非”，正是《记》不同于《春秋》之处。司马迁通过摇史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起到总结历史、拨乱反正、防微杜渐、永垂后世的作用《史记了县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坚实的社会基础和作者的炽热感情。
吴汝煜对孔子与司马迁的治史态度从“百""饥""微"三个方面进行比较,认为孔子主张秉笔直书、主张“多闻朗疑、镇言其余”“微而显、志而酶、婉而成章"的治史态度,是值得肯定和效法的，对司马迁有深刻影响，而司马迁在乘笔直书、治史协微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形成了更优的“太史公笔法”。
朱枝富以《司马迁维春秋》而《撰史》为题展开研究,认为《春秋》是司马迁摆史主要依凭的典籍效法孔子《春秋》而撰史，意欲写成一部维之《春秋》而又胜于《春秋》的空前的史学杰作:司马迁反复闸发和推崇《春秋》,意欲借助于名重时的么春秋了,表明自己所提史书与春秋了同样具有深远微妙的大义通过提史而探求治围之道:维"春秋了是司马迁提史的内在动力和获得极大成功的重要因素:司马迁对孔子作《春秋》的精神、志度、大一统思想、推崇礼义等诸方面都有所继承，并推陈出新，且有重为卓越的史识和进步的历史观旦有更为重要的价值和深远的意义，擅名千古，垂法后世，把中国史学推向新的高峰。
赵生开将《史记》与《春秋了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认为《史记》是《雏春秋》面作,表达了作者追步孔子并成为第二个孔子的强烈愿望,从《史记》申者出司马迁刻意效法《春秋》的苦心,并从包作晋景与目的、主跟思想、歌颂与讥刺、作史方法论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县有开创性意义，敢于尝试全新的研究内容,所得出的结论也比较申肯，具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接着,袁定基从“空言"与“实录"、“春秋笔法"与“史记笔法"等方面对《史记》与《春秋》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的撰作异同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费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内容上《史记》强调古代史官的实录精神,言必有掘:《春秋》把史事作为“宁言"高论的载体,难免有失实之讥:在形式上《春秋》言简意戚,笔法精妙:《史记》体制宏大,笔法多彩其论说比较全面,分析也比较深入。
而后，不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探讨起来起具体。
常德忠专论史记了申的“春秋笔法”,认为孔子作春秋》以寓褒贬，其文简约，其自微奥。其"春秋笔法",一是高婆贬,别善恶:二是以责贤者，既是孔子修订的春秋》“微言大义“刺讥警贬的笔法,也是《春秋》以后各种史书简言达旨、警旺劝善的笔法。
司马迁运用“春秋笔法”,使《史记》治文史于一炉,匠心独运,笔制讥评,惩恶劝善:创造人物传记,序列一生事迹,全面褒贬,注重文采,以明是非，表达爱憎,使《史记》达到传记文学的高峰切雷戈则从时代的角度比较孔子与司马迁的史学价值,锁定从乱世之《春秋了到治世之《史记》进行研究,认为孔子生于乱世而作《春秋》，“亚天子、退诸候、讨大夫”,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批判精神，这种蜜眨鲜明的“春秋笔法"构成普道的时代精神，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一种“乱臣贼子惧"的尖锐有力的制约性的文化道德规范，将早期申国文化的空言"传统彻底改造为一种全新性质的“行事"规范。
生于治世的司马迁巧妙地消解了历史学、历史学家与乱世之史、治世之史之间的内在矛盾或本质油案，以治世之史代替乱世之史，要中记多而天子、大夫乐，把历史多作的乱世批判精神变为治世的歌颂风格,诗人气质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申友良则对《春秋》与《史记》的历史观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春秋》与《史记》的经世致用的根本观点是一致的,孔子《春秋》,是要对春秋时期的史事以“微言大义"作是非璨眨，老达维拍“周礼"的政治理想，奠定了申国传统史警的基础，司马迁岁《史记》，虽以维春秋3自任,却以“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作为对自己艺史的要求,从老方面开创了申国史警的售统,成为以后近两千年中国传统史学所遵循的原则和方向。
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学者陆续进行《春秋》,与《史记》的比较研究。
董运庭论述《史记》的“显晋《春秋》之义”对孔子的"春秋笔法"与司马迁的“太史公笔法"进行比较分析,认为“春秋笔法"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基本特征是站在周天子的立场上诛伐“乱臣贼’;“太史公笔法”表现在敢于秉笔直书、无所畏惧、客观、公正地反映当代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揭露统治者和社会政治的黑暗面，孔子则不具有这种批判精神。
司马迁的“实录”，是经过史学家眼光的审察评判，又经过文字的艺术化处理而展现出来的历史真实性和本质真实性。
司马迁对孔子、孔子作《春秋》以及孔子所撰著的《春秋》,都十分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什么呢?有什么目的和动机呢?这是我们研究司马迁继《春秋》撰著《史记》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司马迁推崇孔子,在《史记》中是显而易见的，他立孔子为“世家”,尊称为“至圣”,使孔子在中国史学领域的地位一下子飞升上来,似乎到了无以超越的境界，并给予高度评价,说:“《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无须再列举了,诚如明人陈仁锡说:“观其作《史记》,于孔子则立《世家》,于黄老则立《传》:至论孔子,则曰可谓至圣’,论老氏,但曰“隐君子’。非知足以知圣人而能是乎?”陈氏可谓深得司马迁格外尊崇孔子的意蕴。
既然《春秋》“道义”、《史记》“资治”,那么，他们是如何表达这种撰史旨意?司马迁又是如何继承与创新的?这和以上的两个问题是联为一体的，也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作出明确的回答。
《春秋》,是以历史事件为撰述中心,但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其中寓含着一定的事理。即所谓《春秋》之义，通称为“春秋笔法”，其实质是“笔削之法”,主要就是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取舍、撰写而寓褒善贬恶于其中。司马迁阐述说“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对于这种笔削之法,后人很为赞赏,如章学诚,称其为“春秋家学”。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之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家之言者。······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参天地而泣鬼神，契前修而侯后圣。”
但是,《春秋》的这种笔削之法,也有其致命的弱点。正因为撰史者“独断于一心”,其笔削之义比较隐晦曲折，深奥难懂，其他人无法理解，无法领会和掌握;正因为要通过笔削之法来表达微言大义，则往往不顾事实,有时甚至歪曲事实，忽略作史的直书传统;正因为要体现笔削之义，则往往失之于简陋,使人看得不明不白,无从领会。因此,《春秋》之义，从其本身往往难以看出其义旨所归，而要通过《左传》的叙事体现出来。
对于这一弱点,植谭指出:“《左氏传》之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有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纪的也认为:“苟不知其事迹,虽以圣人读《春秋》,不知所以褒贬。儒者好为大言，动日舍传以求经，此其说必不通”
为了表达“资治”的思想内容,司马迁不仅通过“行事”来阐明,还通过“太史公曰”的形式来直接发表观点，抒发感慨,阐明资治的道理。可以说，每篇的“太史公曰”,都是比较精彩的史论。而这种议论，是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不是凭空发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这里仅举一例例如，对于秦朝的灭亡,司马迁在有关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中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其灭亡的原因启示人们从秦亡中思考成败得失，以得出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治国理念。
司马迁在《秦楚之际月表》中说:“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随坏名城,销锋镐,锄豪桀,维万世之安。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讨伐,轶于三代，乡秦之禁,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指出秦朝“无尺土之封”并不能达到长治久安，国家兴衰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封侯，而在于是否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