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器，包括车器和马器两大类。车器是指车上的金属构件，东周时期多为铜制，偶有铅制和铁制，既作为车身的装饰，又起到加固车身的作用。马器，指附着于驾车的服马、骖马以及单独乘骑的马身上的器具，御马所用，多为铜制，骨制也有一定数量，部分马器在马驾车时可起到连接、加固驾马和车之间架构关系的作用，同时还有一定的装饰作用。
车马器作为一项特殊的器类，有着自身独特的价值，木制车身腐朽，车马器成为古代车制复原最基础的实物材料。古代车均为木结构车身，鉴于木材易腐、易烂、易折、易断的缺点，自商人便开始在车的重要构件上附着金属车器，一方面可以增加稳固性，另一方面又可以因部分车器自带精美花纹而具有较强的装饰性，凸显车主的身份地位。马器亦如此。正是由于木结构车身的不易保存，考古发现的往往只剩下金属车器和马器(也有骨器)。通过科学发掘或得的车马器材料，自然而然成为了复原古代车制最基础、最重要的实物资料。
车马器自身受破坏较小，保存数量颇多。在传世收藏的古代青铜器中，车马器甚少，不为收藏家重视。同时，郭宝钧先生在《浚县辛村》一书中对车马器描述为：“近代人收集古物，偏重艺术品，因车器花纹较少，铭字亦罕有，为盗者所不取，故车器在此地保存独丰”。不为收藏家重视、不为盗者所取，使得车马器的保存数量颇丰。
车马器具有较强的时代代表性，甚至可以作为分期断代标准。商周时期，车制逐渐发展鼎盛，又由盛转衰，在西周时期形成了严密的车礼制度，车马器同样遵循车礼制度，实用器和礼器同出，随着西周王室衰落诸侯强盛，车礼制度逐渐崩溃，车马器中礼器式微，实用器凸显。作为实用器的车马器，与礼器相比，制作时间更接近于被埋葬时间，同时车马器种类较多，型式多样，装饰风格时代性强，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流行不同型式、不同装饰风格的车马器，所以，车马器具有较强的时代代表性，甚至可以成为断代分期标准，如《洛阳北窑西周墓》采用铜车軎作为主要分期标准，天马曲村晋国墓地的编年也参照了铜车马器的研究。时空框架解析“三晋两周地区”是时间前提下的特定空间概念，范围大体包括现在黄河中游沿岸的山西中南部、河南大部、河北南部以及陕西中东部、山东西南小部等地区。
东周是指公元前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年秦统一六国这段时间，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阶段。东周时期，三晋两周地区先后或同时属于周、晋、郑、卫及韩、赵、魏等国的领域。选择三晋两周地区作为本文的空间限定考虑：该地区历史地位突出，处于中原正统位置，又不缺乏外来因素，文化发展延续性强。该地区在先秦时期一直处于中原文化的中心地带或辐射地带，主题文化为“中原正统”，又杂糅诸多“蛮夷番邦”因素，使得该地区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大熔炉”性质。两周之际，周平王东迁洛邑，政治中心由丰镐地区迁至洛阳地区，政权由大部统一渐变为多方分离，政治上的分裂，也牵动着诸多社会因素的转变。
西周时期形成的严密的政治制度、车礼制度等到了东周时期开始分崩离析，地域差别慢慢凸显。东周时期车马器在绝对数量和相对种类上都渐趋萧索。数量的减少可能与田野考古发现直接关联，种类的式微却可直接反应社会因素的转变，如埋葬制度、生活方式和阶级结构等。
该地区车马器发现数量颇丰，有很好的实物材料基础。东周时期车马器的发现较商周时期大幅减少，但就该时期来讲，三晋两周地区先秦车马器的发现数量具有绝对的优势，选择该地区完善先秦车马器发展演变谱系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该地区地貌环境复杂，有不错的人文与自然环境探讨的着眼点。三晋两周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复杂，冲积平原、高原、丘陵、山地等地貌环境齐全，可以很好地探讨车马器的发现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古代文献中已有车马器的相关文字记载，但鲜有系统性论述，多在文章中附带提及。其中，《周礼·考工记》中的《轮人》、《舆人》、《輈人》三篇，是对古代车马制作工艺记述最为系统的先秦文献，成为学者们讨论车马制作、形制以及推断车马制度的最重要的文献材料。清代学者对此类先秦文献考证多有独特见解和可参考之处，戴震的《考工记图》、阮元的《考工记车制图解》、程瑶田的《考工记创物小记》、郑珍的《轮舆私笺》、王宗涑的《考工记考辨》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冬官》等都有对古车结构名用的考辨和记述。但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证，均缺乏实物资料的佐证，对车马制度的认识和研究只能停留在对古代文献解读的层面。
20世纪初，现代田野考古学引入国内，田野考古工作逐步展开，大量的车马坑被揭露，数量颇多的车马器实物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自此，对车马器实物的科学研究正式开始并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建国前的车马器发现与研究这一时期是田野考古的起步阶段，对车马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