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吃请的尴尬
叶廷芳
笔者是30后，出生于南方农村的一个中等家庭。除了“三年困难”，没有饿过肚子，但上世纪90年代前也没有吃过像样的酒席。可在老家也没有把饭菜吃得精光的习惯，因为剩下的残余，可以喂猪禽。
年轻时期没有机会出国。直到改革开放才获得机会，主要是德、奥、瑞士等语言对象国。第一次去的是德国，先后去了三所大学名校。其间第二站是位于德国西南隅的弗莱堡大学。我的住处被安排在一所该校所属的医学院的职工宿舍。有公共厨房，可以自己起火。但一个刚相识的中国同胞说你初来乍到，这第一顿饭还是我陪你去学生食堂吃吧。于是每人拿了个托盘去窗口领饭。吃完后，我按习惯剩下点菜。同胞说：“你还是把它吃干净吧，德国人不喜欢剩饭菜的！你看，哪张饭桌找得到一点剩余？”我向周围扫了一眼，确实颗粒不见！于是我的记忆马上闪回大学年代的学生食堂：剩饭剩菜满目皆是！尤其是在年的“反个人主义运动”中，人们从某些学生的床底下扫出成堆的碎馒头，用细绳子穿起来，挂在大饭厅门前示众。
当天晚上我在一位先我在那里的同事处吃晚饭。席间来了一位我初次认识的北京访问学者，寒暄后他第一句话就慨叹：今天某某教授请我吃饭，哈！就一铲土豆丝加了点酸菜，外加一个面包！这样的宴请我一个月可以请十几次！我的同事说：“你要讲吃，就千万别来德国！”（后来那位教授也请过我：就是一碗面条，夹着几片白菜叶子。）
最后一站是慕尼黑。根据国内一位朋友的推荐，那里有一位教授很喜欢中国文化，所以对中国学人很友好。认识后他就表示下周日请我吃晚饭。吃饭前他问我喜欢吃西餐还是中餐？我说：都可以！但又一想：他既然喜欢中国文化，那就中餐吧。于是我俩进了一家中餐馆。他拿来了菜谱让我点菜。我看了看，点了一道土豆炒柿子椒，加一碗米饭。说实话，那点菜是不够我吃的！但要是全吃光了，他会不会怀疑我是否吃饱？于是我留下了三片柿子椒在盘子里。他见我放下筷子了，就扭过头来和蔼地问：“您吃饱了吗？”我正经地说：“吃饱了！”这时只见他稳重地将我面前的盘子拿了过去，将一片一片柿子椒搛起来，塞进自己嘴巴里吃得干干净净！我一下子满脸通红，他却若无其事。我想他肯定知道我为什么脸红，但他也不会感到歉意，因为他只是按习惯行事。这就不奇怪，当他接着陪我在步行街漫步的时候，关于吃饭一句也没有涉及。我们谈到了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话题，但没有涉及饮食文化。最后握手告别。
回到宿舍，我的心情依然不能平静：既有丢面子的羞愧，又有对友邦的敬佩。于是将这事情跟我的女房东讲了。她是从美国嫁过来的。她听了马上活跃起来，说：“德国人对饭菜是非常严格的！他们在幼儿园就开始这方面的教育了：要求孩子们珍惜农民种出的每一粒粮食！因此孩子们回来经常拿我做他们的教育对象，纠正我的大手大脚行为！现在我也习惯这样做了。”我说：我们中国古代有位诗人，他说：种地是很辛苦的，每粒粮食都饱含着汗水！她说：“哦，这诗写得太到位了！长不长？”我说：只有短短的四句？她马上说：“你能不能把它译出来，我拿到幼儿园建议他们做教材用！”我马上答应了她的要求，用德文译出了李绅的那首《悯农》的千古绝唱：“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回国后，我把上述德国教授替我清盘子的事与我夫人一讲，她马上站立起来，激动地说：“哦，德国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是富国啊！你看我们：刚能吃饱，就动不动大摆酒席，而且吃一半，倒一半，毫不心痛！”从此，她养成一个习惯：凡是来了客人或应朋友之邀去外面吃饭，她都带上饭盒，把吃剩下的带回来。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往事，报上刊载的：有三四个同胞去德国，一天进一家餐馆吃饭。最后剩下许多饭菜，付了款，扬长而去。但不一会儿，饭馆人员追出门外，把他们叫了回来，说你们剩下那么多饭菜，根据我国的法律要罚款！这几位同胞急了：“这是我们付了钱的，你有什么权力罚我们？！”对方说：“不错，你是付了钱的。但你浪费了的资源是我们国家的！”最后这几位伙计说不出别的理由，只得再掏出钱包把罚款交了！
以上谈的都是两个不同民族的个体在偶尔相处时所表现出的两种不同习俗和心理的差别，实际上是两种不同文化，也就是东西文化的碰撞，实质上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碰撞。你看：一个是大手大脚、随心所欲，虽不富裕，也不知节约；一个是实事求是，量入为出，即便富裕，也讲究节约。
社
李建永
那是数十年前某个秋天的傍晚，全家人吃罢晚饭，围坐在土炕上闲聊天，其乐融融。大哥突然问父亲，您说社和秋分是不是一码事？父亲显然没有心理准备，迟疑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春分、秋分就是社。大哥接着说，今天出地听生财老汉说，“先社后秋分，来年好收成”，可见社和秋分不是一回事。
大哥年轻时身体精壮，孔武有力，干农活不惜苦力，耕种锄镂，割田打场，一样不差，但在父亲眼里，大哥却是一个只懂得“庄户人，不用问，别人做甚咱做甚”的缺乏计划谋略随大流的“二把刀”。在我们这个只有七百多人的小村庄，村南头的生财老汉是个受人敬重的“庄稼把式”，村北头的“把式”就数父亲了。既然称得上“庄稼把式”，自然对各种粮食轮作、何时下种、何时开锄、何时收割样样在行，而且对与农事相关的节气和节俗也件件门清。今儿个聊起社与秋分的话题，大哥抬出生财老汉“压”父亲，父亲满心不悦。
正因为父亲当年的不悦，促使我多年来一直把社这个问题挂在心头，不仅留心收集与社有关的民俗资料和史籍典故，偶有机会还会拜访农业专家和民俗专家，与之探讨春分、秋分与社的关系，乃至于社的民俗节日意义和历史文化价值。
可以说，社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感恩节”。
在古人看来，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莫大于祭祀和战争。《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即通过祭天、祭地、祭山川诸神、祭祖宗等活动，以达致“求福报功”“报本反始”之目的，从而祈盼获得天地山川诸神乃至于祖宗的护祐恩庇，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民富足，国家鼎盛。在上古农耕社会早期，国家最宝贵的生产资料和战略资源，就是土地和粮食，因而祭祀“社神”和“稷神”，成为最隆重的礼节仪式。据现存史籍中最早出现“社稷”的《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东汉郑玄注：“社稷，土谷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句龙，食于社；有历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礼记郊特牲》亦云：“社者，土之神；稷者，谷之神。”有土地，有粮食，养育人民，繁衍生息，不就构成“江山社稷”——即国家的基本要素了吗？
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自夏以上祀之。”也就是说，祭社活动早在夏朝以前就开始了。又据《礼记祭法》载：“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为社。”东汉蔡邕《独断》记述得较为具体：“社神，盖共工氏之子勾龙也，能平水土。帝颛顼之世，举以为土政，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凡树社者，欲令万民加以肃敬也。”勾龙与句龙乃同一人，均读作勾龙。依蔡邕之说，勾龙是颛顼帝之世的“土政”，那么勾龙是一位距今约有多年前的人物；而勾龙又是在尧帝时“祠以为社”，那么勾龙被尊为“社神”亦有多年之久。勾龙之所以被万民敬仰奉为“社神”，是因为在那个古远而洪荒的时代，是他率先发明了平整土地的方法，可以大面积开垦田地，耕种灌溉，大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革命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世世代代造福于黎民百姓。
关于尧、舜、禹时代如何祭祀“社神”，由于年代古远史料缺失，故付诸阙如。而有关夏、商、周时代的祭社活动，古籍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譬如《史记周本纪》对周武王灭商之后，于次日举行的盛大祭社仪式，记述得较为详细。到了夏、商、周三代，已经在特定的地点种植特定的树木，作为“社主”供人祭祀。据《论语八佾》记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宋代邢昺疏：“谓用其木以为社主。”史料显示，至晚在周代即已经开始分别祭祀春社和秋社，地方官员趁祭社集会的时机颁读政令，使民众广为知悉。《周礼地官州长》云：“若以岁时祭祀州社，则属其民而读法。”唐代贾公彦疏：“岁时，谓岁之二时春秋耳。春祭社以祈膏雨，望五谷丰熟；秋祭社者以百谷丰稔，所以报功，故云祭祀州社也。”州是周代基层行政单位，以二千五百家为州。祭祀社神的供品大多“出于民之所自供”，故在民间形成祭社的节日——春社与秋社。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咏唱的是春社。“明朝逢社日，邻曲乐年丰。”吟诵的是秋社。神奇的燕子，都是春社而来，秋社而去，故称社燕。春社和秋社，并不像二十四节气那样，有相对固定的日子。春秋二社，都是动态的，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偶尔也会与春分或秋分重合。由于“社神”属“土神”，“十天干”中以“戊己”为土，故祭祀“社神”取阳土“戊”日。据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二社日》讲：“《统天万年历》曰：立春后五戊为春社，立秋后五戊为秋社。”也就是说，春社，在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今年在公历3月16日，即农历庚子年二月廿三，戊午日，春分前四天）；秋社，在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今年在公历9月22日，即农历庚子年八月初六，戊辰日，跟秋分同一天）。俗话常说，冬至当天数九，立秋（立春）五戊为社。古人把社日看得很郑重，也过得很隆重。这可以从各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窥见一斑。历代咏社诗最负盛名的是唐人王驾的《社日》：“鹅湖山下稻粱肥，豚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罢，家家扶得醉人归。”
有意思的是，古人因祭祀“社神”、庆祝社日而集会，并称之为“社会”。这是社会一词的最早来源，也是我国社会形成的雏形。譬如唐代诗人柳棠有句：“未向燕台逢厚礼，幸因社会接余欢。”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大体上需具备三个条件：一定的地域，一定的人群，一定的文化。而古代的社，完全具备这几个特点，只是“具体而微”而已。《管子小称》云：“古者群居二十五家，则共置社。书社，谓以社数书于策。”唐代司马贞为《史记孔子世家》索隐：“书社者，书其社之人名于籍。”是啊，群居置社，册名于籍，这不正好是一个小型社会——亦即相当于今天的村镇、社区吗？
我打小就听父亲念叨“社前社后，种谷点豆”“社前社后没生田，社日有雨是丰年”等俗谚，也知道“山怕白露川怕社”，特指家乡山区和平川的庄稼霜冻时间；但并不知道社的来历与含义，因为父亲对此亦不甚了然。由于几十年来的特别留意，加之十多年前撰写《母亲词典》的需要，我把春社、秋社、数伏、数九以及二十四节气等农历时令节俗，基本上捋了一遍。总想抽点宽裕的时间，跟父亲唠一唠有关社的话题，同时也好为大哥“平反昭雪”。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某日大清早父亲推醒我说，你说想陪大去散步，今儿个去不？我说好呀，便陪着父亲上街溜达。我对父亲说，等明年春暖花开，搬上大和妈去坐一回飞机，了个心愿。父亲说，不了，飞机和汽车也差不了多少，就是圪栽少一点呗。圪栽是家乡土话颠簸的意思。
本打算接父母坐飞机过来住一段日子，陪着喜欢听戏看景的父亲各处走走，特别想陪父亲到天安门西侧的中山公园，看看明清两代祭祀社稷神祇、由五色土组成的社稷坛，与父亲细细聊聊社的来龙去脉，告诉父亲老古以前的《尚书禹贡》“厥贡惟土五色”之大意，为父亲讲讲孔传“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还想与父亲展开谈谈“社在春分前，必定是丰年”“先社后秋分，来年好收成”之类的问题。没成想第二年初夏，父亲在生病两周后，突然离开我们。对于一个一生热爱土地的“庄稼把式”，他的儿子未能将准备好的关于社的话题，与老人家作一次掰开揉碎的深入交谈，不能不说是一个永远的遗憾！
战争片中的专业精神熠熠闪光
韩浩月
疫情防控期间，难得有新电影看，《灰猎犬号》让很多对新片求“观”若渴的影迷，感觉过了一把瘾，只是这种“过瘾”的感觉，一部分因为新片断供之后恢复“供应”所带来的，但更多还是该片的战争题材优势，以及对历史片段进行“揭秘”表达所带来的。
《灰猎犬号》取材自历史真实事件。二战期间，37艘商船要通过大西洋到达英国港口，击沉这些满载物资的商船，成为纳粹德国潜艇部队的目标，对比装备精良、神出鬼没的纳粹潜艇，护卫庞大商船队伍的，只有为数不多几艘来自英美与加拿大的护卫舰，这是个以少胜多的故事，再加上观众对纳粹的天然反感，于是观众便会先入为主，既会站在“弱者”这方，也会站在正义这方。
为了扩大这种对比度，影片通过奇妙的镜头语言、台词对白，对海上的三种船舰进行了拟人化处理，商船庞大无比，但毫无作战能力，是个“憨厚”的“傻大个”；纳粹潜艇指挥者阴险狡诈，时不时发送带有恶作剧色彩的挑衅讯号，几乎从不露脸的潜艇仿佛狼群一般，也与使用它的纳粹一样令人讨厌；而以“灰猎犬号”为代表的驱逐舰与护卫舰，虽然个头小，但“船小好掉头”，来回穿梭的“灰猎犬号”真的像一只牧羊犬那样，不但护卫着商船这帮毫无战斗能力的“羊群”，还要灵巧地、神出鬼没般地出现在“狼群”身边，给出致命一击。
这种拟人化的表现，并没有消解战争片的严肃性，而是强化了《灰猎犬号》的紧张节奏与氛围，海战题材电影一向不太好拍，因为海上作战更依赖于对船舰速度、角度的调度，如果找不到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的点，很容易被拍得单调，而之所以《灰猎犬号》的观感，在让人兴致盎然的同时又揪着一颗心，就在于影片为海上的这些没有性格的船舰赋予了人格化，让观众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