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于春秋末年，为宋国没落贵族之后。其时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事情时有出现。孔夫子痛心疾首，对社会的动乱的根源及解答之法，做出了深刻的思索。
认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礼崩乐坏，主张正名，使君臣父子各守其分，然后在有所损益的基础上，继承恢复三代文道的周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动乱问题。
为了实现这个理念，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知其不可而为之，虽终未见用，但其对家国天下的责任和思虑，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开设私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传授以仁、孝、悌、礼等德观念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创立儒家学派。
无论原始之儒到底出自王官还是出自职业，不可否认的是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末年，像孔子这样的少也贱的没落贵族之辈，也可以读书、习礼，终能学富五车、创办私学、开宗立派成万世师表，这说明孔子之时学，在官府的局面已经被打破、学术已经在民间一定程度的流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孔子一方面为春秋末年礼崩乐坏、战乱不断的社会现状而痛心疾首，另一方面是由于这种礼乐的混乱、战乱的纷扰，才使得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从而孔子又成为其直接受益者。
孔子将自己所能接收到的三代的文化结晶，编订为六经，虽然因孔子本人接受文化范围有限、个人时间能力有限、以自己标准编订的经典也未必尽善尽美，但孔子以编订六经并以之为教授学生的参考书，客观上对三代文化的保存、继承、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春秋时期天人的二分化，及神灵之天与自然之天的二分化。自然之天在神灵之天之外，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人也开始从单一神灵之天的屈从下摆脱出来，获得相对的独立，实现了人的自我的觉醒和发现，实现了从神灵之天主宰一切，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的转变。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二分化实现的是由天主宰一切，到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转变的开始。这个转变是个漫长、复杂、反复的过程，汉朝董仲舒强调屈君而伸天，就是重新搬出神灵的之天的天命观，来给屈民而伸君的皇帝的无上权力的限制，就是一个有力的说明。天人的真正二分，应该是在西方的二元论流行之后。
此问题在下文还将进一步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所创立的儒学就是人学，就是人的自我觉醒之学。除了前述两个二分化的前提之外，一方面是因为孔子学说中对仁、孝悌、教育、治国思想的阐述，都是以修身这一道德主体为根本的。
另一方面，在阶级社会，某种政治制度或思想，得以实施或倡导的根本目的，是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国家的重要的构成因素便是人。
因此，在经济、政治相对稳定的状态下，关于对人统治和培养，统治阶级就会比较着意以下问题：1.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在道德伦理上要给予引导。2.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要道德伦理和政治结合起来，甚至以国家权力培养适合、利于统治的人。3.出现了不应该成为的人怎么办？
也就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的解放的不断推进，某一时代的道德伦理或主动或被动，都要有所损益或变革。与孔子同时代的士阶层，他们所寻求的途径不尽一致，但他们的目的却都是一样的：对现实的批判及对理想中应有的秩序的构建。
不仅孔子、老子、管子如此，后来战国诸子也是如此。这是时代的需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先秦诸子各种学说的统一主旨就是：国家的建序与建序中，人性问题及个人内心中道德规范的确立——为乱世开药方以求治社会衰败之症，各家以求达到各家所描述的治世。而所谓的建序，即建立新的国家秩序。
孔子周游列国宣传主张的过程，无非是一个推销自己建序的主张、兜售救世良方的过程。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希望统治者用道德来治理国家，国家的人民就会像群星围绕北极星一样，环绕在自己周围；希望统治者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这样老百姓不但会有廉耻之心，而且会人心归服。
他主张正名认为，只有名正言顺了事才能办成、礼乐才能兴、刑罚才能中、老百姓才知道自己的手脚怎么放——一句话，让天下的人和事各循其名，各守其分。简列以上三者，无论是老百姓还是统治者，都是以道德修养为本。
儒学虽然以修身为本，但在效用上却是志在现实政治实践的。先秦诸子学说产生、存在、发展、演变的重要的出发点，都植根于春秋战国的乱世的反思。儒家学问更是倡导积极的政治实践。儒学是以人的道德修养为本的学说，以人的道德修养的修身，为儒学的思想的重要基石，其学说本身也暗含着志在现实政治实践的方面。
儒家所谓的修身的内涵及标准，自然以儒家经典，所承载的精神内核为基本标准，同时也结合了时代而有所损益或变革，从而形成了不同时代而别具特色，而又能有所关联的儒家修身学。在修身问题上，体现了以儒家经典中的修身精神为体，结合时代的需求及其他，而对修身精神的阐释，及应用而能应时而变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