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子路篇》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很显然孔子对于正名极为重视，他认为“正名”即是“纠正名分”。为何要纠正名分？因为很多人不按名分办事，如天子观赏之舞，大夫却私自在家表演，天子祭祀时所吟唱之诗，大夫们祭祀时竟也私自演唱，这类事层出不穷，“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故此，他将“正名”视为“为政”首要之工作，他把春秋看作是“礼崩乐坏”，臣杀君，子杀父，“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大乱局面，要制止上述各种“邪说暴行”流行，就必须恢复周礼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秩序，而其要害便是要正名。纵观春秋一代，也确实如此，显然，“名不正”必然会导致“礼乐不兴”、“刑罚不中”和“民无所措手足”，若如此，则天下何以天平？人民何以安身？“修己安人”与“内圣外王”便成了一句空话，因此，孔子在《论语·颜渊篇》才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尚雅国学经典国学启蒙笠翁对韵声律启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论语淘宝￥88￥购买如何名正言顺？《传习录·门人陆澄录》记载：“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诗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臣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力伯诸戾。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做事讲究什么？用心。但那是在正名前提下，名若不正，便是再用心做事也是毫无依据的，唯有正名后再用心做事，才能名正言顺，无愧于心。我曾认为名不过一外在表现而已，但实际情况则是没有正名，便是你即使有再大能耐也是于事无补，做再多事成再多功也不过是为他人做嫁衣而已。古人已知无名则难以正经做事，更何况是在现今这个唯名是正，唯利是图的人人心气浮躁的年代里，你没有这个名分，做起事来也必定是畏手畏脚，不敢放开，而你的所言所行别人也不会放在眼里，人都是很现实的，现代人则更为现实，把“现实”都演绎到了极致，不服都不行。小林是一名事业心很强的职业经理人，对于工作从未有过埋怨，可是最近却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因人事问题他不再担任现有部门经理，当然这里他没有其他问题，因此公司对他的安排是保留职务但不再负责本部门的管理职责，这一下子让小林彷徨起来，感到很迷茫，同时自尊心也受到了强有力的打击，有些事想管却又师出无名，不管又觉得对不起公司，这种两难境地让他颇是为难，经过一段时间的煎熬，他最终决定调离部门，才算是把这种纠结心态给去除。他没有部门经理的职权，也就是无名，在这里他很难有归属之感，离开，才是最好的结果，毕竟是人事之争，他纠缠在这里面只会增加自己的痛苦。不可能每个人都有“狐假虎威”的本事，所以在面对一些调整时心态肯定会变化，这可要做的就是更好地调整心态，做到心有所寄，事有所为，唯如此方能将心中杂念去除，才能将心中不甘愤怒缓和，也才能够冷静面对眼前一切，沉着思考，把握此后人生路。《吕氏春秋·正名》云：“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凡乱者，刑名不当也。”从历史上来看，以什么样的名义去做事，就决定了我们能够取得多大的成绩，能够走多远。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时候，刘邦就很重视名正言顺，用名正言顺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也因此才有了大汉四百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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