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从原始时代开始，就过着陆居狩猎，沿海捕鱼的生活。随着文明进化，农耕代替渔猎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手段。渔事逐渐从最初满足口实或祭祀礼仪生活的实际之用，到有了娱乐游戏、感情寄托等心理上的虚无之用。就文学而言，渔事描写从强调活动本身到开始注重人即“渔父”的形象内涵。先秦两汉设有渔官相关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扩充了“渔父”在文本中的形象。
一、早期渔猎生活
1.以渔猎为生的原始生活
我国渔猎传统渊源甚早，在文明尚未开化之际，先民已懂得依靠地缘获得生产资料。原始人类的衣、食、住等需求多利用现成自然资源，火未出现时，通过采集狩猎生食动植物，满足口腹谋取生存。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彩陶器物多见鱼纹，并发现了大量渔叉、渔钩等渔猎工具，说明渔猎在当时非常普遍。
古时治水神话较多，《尚书·禹贡》亦将天下分为九州，象河流环绕之地，地理环境使得人们傍水而居，渔猎自然成为最直接最便捷获取食物来源的手段。《世本》有云：“古以天下多水故教人渔，芒作落网。”汉代宋衷将芒注为伏羲之臣。
天下多水的环境，渔事至关紧要，发明渔网捕鱼为时势所趋。渔网发明一事明见《周易·系辞下传》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
包牺氏结绳为网罟，作教化先民之用，包牺亦称伏羲，此处网罟非《世本》所言伏羲之臣所作。在此不究孰为发明者，依文献远古三皇之时确有网罟作为捕猎工具，渔猎可以说是先王教化百姓的日常活动。神农氏教民稼穑在包牺氏之后，故包牺氏“以佃以渔”的“佃”在此处应释为劳作，不必专指农业耕作，用渔猎满足生计的传统必然早于农耕。
以捕鱼为生在客观上还推进了舟楫的发明，王箐考察《楚帛书》有舟车的发明创造，古人认为是由女娲和伏羲和共同创制：“乃上下朕（腾）（传）”，“腾”字原文从舟作，依《广雅·释诂》本义指以船渡水。《周易》云：“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最初应是就地取材，削木而成。浙江河姆渡发现新时期时代的木桨，伴有大量鱼骨。钱山漾遗址也发现木桨、鱼篓等捕鱼相关的工具。有了舟楫之便，鱼类的捕获变得更加容易。致使出现后世文献中的捕鱼人名称也常用舟人、榜人、船人等代替。
渔猎是原始人类谋食的本能和生活的常态。食鱼、捕鱼、乘舟等活动伴随人们生活，至商代，捕鱼主要目的之一仍是满足口实之需。河南安阳小屯村商代遗址中发现六种确定鱼类，并推测为庖厨之弃物。
湖北沙市周梁玉桥商代遗址出土有铜鱼钩、石网坠等捕鱼工具以及二百多块鱼骨，鱼骨应为食用后的残留，渔猎工具的优化和技术的提高，人们获取鱼类变得更加简单。从出土实物中能看到商代捕鱼手段增多，鱼类是时人主要食物。
渔猎生活自有先民以来便一直延续，最初是作为一种谋生方式。鱼类长期作为主要食物有很大局限性，群体部落以捕鱼为生出现在生产力严重低下，过度依赖自然环境的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获取食物的手段愈加简单多样，渔猎的目的、方式、地位、角色等也随之发生变化。
2.渔猎活动进入文化生活
渔猎资源日益匮乏，商周统治者一方面开始注重保护鱼类资源，比如会限制捕鱼时节、注重保留鱼种等，士人普遍具有保护鱼类资源的意识。另一方面，农耕发展渐盛，渔猎渐次退居农事之后，农耕经济已然占主导地位，修农受到统治者极大重视。《尚书·无逸》有告诫君王商之亡国主要原因乃祖甲之后不知小人所依稼穑艰难，使成王不要贪图安逸之辞，内容追溯至殷王中宗、高宗、祖甲爱农重民之事以为典范，可见商代统治者重农并非虚言，农事为立国之关键。
周人始祖后稷以农兴国，《大雅·生民》主要描述其在农耕稼穑方面的贡献。周之后人亦是延承世德，修农立国。战乱之际，农事的重要性愈加突出，甚至将其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管子·治国》认为往昔君主实施不同的政令法制，都能在天下称王，原因不过是懂得“国富而粟多”的道理。
粟多、兵强、国富，可知利农事为治国要务，这段话充分体现了时人对农事的重视程度。傅斯年以为周人不尚鱼，是因为周兴起于西部平原，远离水域，而商兴起于东北，靠近东海，先祖生存处近于渔乡，百姓普遍熟悉渔业，故而重视渔事。从地理角度分析商周渔事，可为一说。
渔猎活动于潜移默化中对古人的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考古发现一系列饰有鱼纹捕鱼图案的物什，直观上体现了古人的审美追求，在古人质朴思维下，图象本身、图像位置等都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或象征意义。有了农耕稳定长久地供给食粮后，渔猎活动逐渐从生产领域跨入文化生活，产生更多生存需求以外的目的。
由渔猎这一现实经验所致，商人卜筮中出现对相关自然神的祭祀求告。甲骨文记录捕鱼前行祭祝告：“壬子卜其帝司鱼”，帝即“禘”，是商人的一种祭神仪式。“司鱼”，顾名思义，是负责掌管鱼类相关的神。商王为捕鱼顺利，鱼苗生长旺盛，能供民众进行祈求行祭。卜渔猎所得至汉代依旧可见，褚少孙据太卜官和习事掌故文学长老者补《史记·龟策列传》共列70条卜兆，涉及渔猎的龟卜达22条。汉代渔事不甚发达，卜渔或是常例所致。
春秋战国时期，捕鱼食鱼经常出现在文献中，在口实之外，增添了表达情意的成分。诗之《齐风·敝笱》中的“笱”、《豳风·九罭》中的“九罭”、《小雅·鱼丽》“鱼丽于罶”中的“罶”等皆是捕鱼常用工具。《诗经》未明言捕鱼人，捕鱼也不是充当食用，只是借用捕鱼行为表露讽谏之意、留客之情和逸乐之欢等。
在一些重要场合，常能见到鱼类出现在餐桌上，如《小雅·六月》：“饮御诸友，炰鳖脍鲤”。可见在会友、饯别等宴会上，贵族阶级皆以鱼类为佳肴飨宴，传达自己的心意，捕鱼食鱼被士人赋予诸多文化意义。
鱼为普遍食物，晏子曾列举数种烹饪方法，将烹制鱼肉的道理与为人处事之理相结合：“以烹鱼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晏子在此譬喻食鱼之道以明君子，而捕鱼行为亦有明政治国道术，后文会进行详细叙述。此外，《尸子》有言桀纣纵欲享乐，好吃食，珍怪远味都有严格产地要求，食用鱼类中有“东海之鲸”。这种珍稀鱼类品种由海外属国所贡，不是商周渔民所捕，专供贵族统治者享用。
先民渔猎生活经历了从捕鱼为生到以鱼类作为补充食物，寄托心意的过程，渔猎活动描写也慢慢从强调行为本身到开始注重人即“渔父”的形象内涵。
二、先秦两汉的渔官制度
中国原始社会官名设置与部落图腾相关，《左传》载：“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龙师、鸟师皆因动物或祥瑞为名。上古时期惯于采用飞禽走兽名官。《诗经》中有《驺虞》篇，毛《传》释驺虞为兽名，唐人贾公彦疏《周礼》引许慎《五经异义》曰：“今《诗》韩、韩说，驺虞，天子掌鸟兽官。”想必虞官为兽名生衍而来。“虞”与渔关系密切。《史记·五帝本纪》载：“益主虞，山泽辟。”益作为舜时虞官主管山林渔泽。
自商周以来，农耕臻于发达，渔事生产失去其原有的重要性。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中的食物供给主要由农耕支持，渔事地位下降。又因狩猎可助军备武用，《公羊传》曾言田猎之用：“诸侯曷为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
猎捕禽兽的原因，何休注曰：“所以共承宗庙，示不忘武备，又因以为田除害。”狩猎之物不仅供给祭祀使用，还能保护耕田不被禽兽破坏。可见武备兵事，以田与猎为要。渔和猎渐为两事，无此效力，渔事难以承担武备之用，渐渐失去统治者重视，被视为贱者鄙事。
祭祀方面，一般身份地位低下之人方用鱼祭祀，《国语·楚语上》载祭典内容：“庶人有鱼炙之荐”祀牲用物依照祭典，庶人鱼祀传统由来已久。《楚语下》观射父按等级论祀牲，天子为大，“举大牢”；诸侯为“特牛”；卿为“少牢”；大夫为“特牲”；士与庶人则“士食鱼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鱼”。依序天子至庶人，身份越低用牲越贱，鱼类牺牲皆在士阶层以下使用，间接说明渔事地位低下。
需要注意的是，《大戴礼记·礼三本》载有：“大飨尚玄尊，俎生鱼。”郑玄注曰：“大享，祫祭先王。”较高等级的大祫有祭祀生鱼之礼，与前面的结论并不冲突。《荀子·礼论》云：“大飨，尚玄尊、俎生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大飨即大祫，“贵食饮之本”意在说明以人类最原始饮食祭祀远祖，无关等级身份之别。
先秦渔官系统涉及人员较多，据《周礼·天官冢宰》载有“庶人在官者”直接参与渔事，天官系统共六十三职官，仅甸师、渔人和酒人下辖徒众过百人，又以渔人最多。其详载“渔人”下属“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以中士掌之，“徒”郑玄注此为徭役之民。胥、徒的身份级别要低于前面的府、史等，往往不是由政府官员辟除，而是“平民来应征调，供公家徭役者”。
清人孙希旦认为以上府、史、胥、徒皆无爵，所谓庶人在官者也。不得为士，以其为受役之民。云“徒三百人”者，人数之所以如此多，贾公彦疏引马融有云：“池塞苑囿，取鱼处多故也。”指出是因人工水池多建，取鱼数目增大。由此可知，管渔人多为临时征调之民，为官府行事。
《周礼》载渔人职务：“渔人掌以时渔，为梁。春献王鲔。辨鱼物，为鲜薨，以共王膳羞……凡渔者，掌其政令。凡渔征，入于玉府。”渔人负责在特定季节捕鱼，修筑鱼梁，对所捕之鱼辨别筛选，供给天子膳食或者祭祀所需，还要下发规定捕鱼时间、地点等的政令。其中“渔征”郑司农注曰：“渔者之租税”，渔人即负责渔税征收，交于玉府中。捕鱼人租税一般有两种，一种为交付使用川泽的地税，一种为“大宰九职之贡，即渔者一家之力征”也就是上贡给国家的捕鱼收益。《礼记·月令》也载孟冬之时“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可见普通渔者在国家管理的川泽水泉范围内进行渔事活动，需要向渔官交付地税和渔税。
总结
秦汉时期，文献可见对渔事的管理以收取渔税为主。《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汉代相关渔官制度继承秦时官制，渔官设置主要考量渔税收取。汉代还设有都水长、都水监等相关渔官，如《后汉书·百官志》载：“其郡有盐官、铁官……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渔税。”
渔官主要职能仍是收取渔税。捕鱼人上交渔税后，几乎脱离官府体系，与先秦时渔官下辖徒众相比人身更为自由。秦汉时期采取重农政策，专职事渔之人大量减少。加上汉代水运的发展，以前捕鱼为生的渔人也会乘舟渡人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