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上古时候，就有了日中为市的商业贸易。到了周朝，又发展出了早市和晚市，极大地满足了各群体的交易需求。为了规范市场运行，促进商业贸易良性发展，周朝成立了专门的官方机构对市场进行严格管理。
虽然市场很早就形成了，但是这种市场并不是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自由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未必能自由地买到各种日常生活所需。这倒不是古代生产力低下、物品匮乏所致，而是出于官方规定的限制。读完《礼记·王制》中有关贸易的规定，笔者心中冒出一个念头：这也不准卖，那也不准卖的市场，还叫市场吗？
第一类：无条件不允许卖的东西。
贵重物品（如圭、璧）不允许卖，国君赏赐的御用之物不准卖。到了封建王朝末期，不要说御赐之物不敢卖，甚至都不敢用，还要毕恭毕敬地供奉起来行礼如仪，犹如皇帝亲临一样。《宰相刘罗锅》中，刘墉虽被贬为地方小吏，可就是凭借皇帝赐予的一个黄色蒲团，就能唬得大官翻身下马纳头便拜，这就是皇权高度集中的一个缩影。
宗庙祭祀的用具不能卖。古代祭祀之事为重中之重，国君修建宫殿要先建宗庙，大夫置办器具，要先置办祭器和用于祭祀的牲畜，然后才置办其他的生活器具。当祭器破损后既不能扔掉，更不能当废品卖掉，必须埋掉。如果大夫因进谏不听而离开国家，可以将祭器寄放在其他大夫家，尔后回国再取取用，绝对不能卖了旧的，再买新的。
但笔者认为限制祭器售卖，并不是说只要出售祭器就是犯法，比如那些从事器物制造的手工业者就可以售卖。之所以强调祭器不能卖，是因为手工业者卖的是普通器物，大夫买回去后当作祭器使用，那就变成祭器。既然作为祭器，就不能再转手卖出了。买卖祭祀之牲的规定也是如此。牲畜有可能短缺或疾病，而祭祀典礼又不能延误，就可以到市场上买卖。在《周礼》中就有用于祭祀的牲畜没有转备妥当，只好到集市上购买符合要求的牲畜。这里其实是一个身份转换的问题，否则不能卖，自然也无法购买，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社会，又怎么会发展出商业贸易呢？
还有就是军队用的武器不准备售卖。这里的武器应该是指特定的军用武器，禁止军用武器售卖有似于现在的禁止军火交易。至于百姓用于打猎的弓箭等武器是可以买卖的。在《东周列国志》开篇，就有一对以制作并售卖弓箭为生的山民，虽然他们后来被官方抓捕，但并不是犯了这条禁令。
第二类：不符合条件的物品不准卖。
不符合条件的物品，就是不合格、质量不达标的残次品，这是对卖方市场物品质量的严格把关。例如不合规的生活用具、不达标的布帛、不成熟的粮食、不符合捕捞标准的禽兽鱼鳖都不准卖。
这里面不仅包含了物品质量检验，还与生态保护相关联，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滥砍滥伐、过度捕捞的行为。按理说，经过这样严格的市场管理，百姓在市场上买到的应该都是质地优良、货真价实的合格产品，这无疑大大减少了贸易纠纷。
第三类：关于贸易性质的规定——“衣服饮食不粥（同“鬻”）于市”。
在众多规定中，有一条很扎眼：日常的衣服和饮食不能售卖（“衣服饮食不粥（同“鬻”）于市”）。这就是说今天市场上的服装店、食品店、肉店、饭店等，在当时的市场里是不存在的。这太不可思议了，怪不得古人那么重视外出时准备的干粮，留下了“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的出行经验。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周人并没有把商业看作是国家的支柱产业。在他们看来，能支撑起一个国家的只能是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只是辅助农业，绝不能喧宾夺主。为了保证农业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加大对餐饮、服装行业的限制，避免它发展壮大。要理解这一点，看看现在的连锁餐饮店、服装专卖店就能明白。另一点就是不便的的吃住条件带来的出行不便会导致信息闭塞，减少人们迁移的欲望和实际行动。
周人对商业贸易的认识，导致了我国商业萌芽虽早，但终究没有成为商业帝国，如同我国科技发明创造虽早虽先进，例如伟大的四大发明，但我国终究没有成为科技大国。周人最初的国策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热爱和平、崇尚和平的民族精神根源在此，落后被打的教训也因它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