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甘肃的防疫药物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疫又称瘟疫，指具有剧烈流行性、传染性的一类疾病。东汉人许慎《说文》解释说，“疫，民皆疾也”。就是说，所有人都得的病就叫作疫，显然指具有传染性的疾病。古人认为，疫病是由疠气引起的，疠气指空气中的毒气、异气、杂气、邪气等。这种疠气因自然运行失常所致。所以，在中国古代史书中，疫情出现被记入《祥异志》《五行志》。
瘟疫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给人类的生命安全带来极大威胁。人类也很早就有关于瘟疫的记载和认识，中国也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中医药防疫体系。历史上，正史对甘肃疫情多有记载。甘肃古代用于防疫的材料很多，现介绍雄黄、青木香、戎盐、蜀椒四种，以飨读者。
雄黄
雄黄
雄黄俗称“鸡冠石”，橘黄色粒状固体或橙黄色粉末。传统医学认为，雄黄药性突出。中国最早的本草书籍《神农本草经》称其有“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之功。宋人《证类本草》也描述“雄黄外黑者为熏黄，主恶疮，杀虫。”根据雄黄的杀菌消毒作用，古人常用其来辟秽化浊，预防瘟疫。在防疫方面，雄黄的使用方法主要有佩戴、涂抹、泡酒。
佩戴就是将雄黄等装入香包佩戴在身。有学者对清代以前的59部古代医书所记香佩防治疫病方剂进行统计，发现其中包括味中药，总使用频次次。其中，使用频次最高的一味药为雄黄，达到38次，占总频次的5.32%，应用于80%的方剂中。此外，有17个单味药方剂用于香囊辟疫，雄黄名列其中。清人《松峰说疫》记载了香囊的佩戴方法：“红绸缝三角囊盛五丸，带左臂上，仍可挂于门户。”
涂抹，指将雄黄涂在鼻腔等部位。清人《外治寿世方》记载：“雄黄研细末，水调多敷鼻孔中，即与病人同床，亦不传染。”将雄黄涂抹在鼻腔，可以防止疫气通过鼻腔进入人体。另外，雄黄刺激打喷嚏可把人在瘟疫之家闻到的秽浊疫气经鼻再排出体外，免受传染。《外治寿世方》记载了全身涂抹的具体位置：把雄黄等药“捣筛末，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在鼻腔之外，还可以涂抹在头顶、额头、耳门、手心、脚心等部位。
旧俗端午节有饮用雄黄酒的习惯。清人《清嘉录》记载：“研雄黄末，屑蒲根，和酒饮之，谓之雄黄酒。”古有“饮了雄黄酒，病魔都远走”的说法。在酒里加上少量的雄黄，可解病毒。雄黄有微毒，雄黄酒不适宜小孩喝，为此，大人就蘸酒在小孩额头涂抹一番，以期达到辟邪祛秽的作用。清人《燕京岁时记》记载：“每至端阳，自初一日起，取雄黄合酒晒之，用涂小儿额及鼻耳间，以避毒物。”古诗云：“唯有儿时不可忘，持艾簪蒲额头王。”是说端午节日，小孩手拿艾叶，头戴菖蒲，额上用雄黄酒写“王”字。民间传说《白蛇传》有端午节白蛇因饮雄黄酒而现原形的情节，也说明雄黄酒有驱邪作用。此外，东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记载了可服食的“辟瘟疫”雄黄丸药：“雄黄、丹砂、巴豆、矾石、附子、干姜分等。捣，蜜丸，平旦向日吞之一丸，如胡麻大，九日止，令无病。”
甘肃很多地方产雄黄，见于史书记载的有河西、陇南。比较而言，陇南尤其是武都、宕昌出产的雄黄质量上佳。唐贞观年中，宕州发现数尺见方的大块雄黄。今陇南地区湿润燥热，农家习惯将雄黄粉、雄黄酒洒散在墙角、床底等处，目的是驱虫、清洁环境。
青木香
青木香
青木香与甘肃的联系见于隋朝。大业五年，隋炀帝车驾西巡，讨伐吐谷浑。“（樊）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樊子盖担任过凉州刺史，熟悉吐谷浑活动区域即今青海湖一带的气候特征。不过，此处的“雾露”并非天气变化所致的水雾和云气，而是指蚊虫。
古人认为，“蚊蚋如雾致瘴”。蚋就是小蚊子，蚋之小而黑者名蟆子。宋人《埤雅》记载：“蚋喜乱飞，似蚊而小，望之如雾”。小的蚊虫聚集在一起，远远望去犹如烟雾。成群的蚋又被称为“瘴母”，瘴母是致病之根源。南方的瘴疠在中原一带被视为伤寒。所以，樊子盖所讲的雾露实际上讲瘴疠，而非雨雾。吐谷浑地有瘴气，在隋之前就见于记载。《魏书·高宗纪》记载，公元年九月，北魏军队追击吐谷浑，“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引军还，获畜二十余万。”此次瘴疫发生在凉州、青海一带。至于蚊蚋团聚成雾，至今依然可见。在靖远沿黄地带夏日麦田中，成群的蚊子团聚成车轮大小，颇为常见。在陇南一带，人们口语中称小蚊子为蟆子。
熏香炉古画
青木香又称木香，是疗效很好的避瘟疫药材。《神农本草经》记载：“味辛，主邪气，辟毒疫温鬼。”青木香又名“五木香”，简称“五香”。唐王悬河《三洞珠囊》描述：“五香者，即青木香也。一株五根，一茎五枝，一枝五叶，叶间五节，故名五香，烧之能上彻九天也。”南宋王观国《学林·五木香》：“古药方有五香散，其方中止用青木香，则五木香乃青木香也。”
古人佩戴香囊
古人把青木香捣好放在衣箱中或佩戴在身上，让香味自然地沾上衣服。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记载熏衣方：将青木香等研磨成末，加工成丸药用来熏衣。青木香还被用来做成床的佩饰物，《北史·真腊国传》：“其王三日一听朝，坐五香七宝床，上施宝帐。”五香即“青木香”。《太平广记》引《大业拾遗记》记载：隋文帝观文殿中有五香重床，“春夏铺九曲象簟，秋设凤绫花褥，冬则加绵装须弥毡”。五香重床即配以五香木的床，《北史》也记载：“王榻后作一木龛，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
大多数文献记载青木香产于南方。三国时东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云：“青木香出天竺，是草根状，如甘草。”但是，凉州长青木香也有文献依据。北凉段规龙《凉州记》记载：“焉支山，在郡西界，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有松、柏、五木，其水草茂美，宜蓄牧，与祁连山同。一名删丹山。”其中，五木就是青木香，产自焉支山。如此看来，樊子盖献给隋炀帝的青木香自然是焉支山出产。《本草纲目》“木香，草类也。本名蜜香，因其香气如蜜也。”点燃青木香后，香气能飘彻九天。飘上九天的烟气自可驱散蚊蚋，避免瘟疫传播。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至明代以来，青木香已经成为马兜铃根的正名。为了以示区别，又以原称青木香者为南木香、广木香。
蜀椒
蜀椒
甘肃陇南盛产花椒，古今有名。花椒的药性在春秋时代就为人们所认知，范蠡《范子计然》记载：“蜀椒，味辛温，主邪气。”《神农本草经》记载：“味辛温。主邪气咳逆，温中。逐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久服之，头不白，轻身增年，生川谷。”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花椒“坚齿发、明目，久服，轻身好颜色，耐老增年通神。”
使用花椒的驱邪辟疫方法有两种，一是佩戴。年发掘的马王堆汉墓中，发现多个熏囊、绢袋、绣花枕和熏炉都装有药物。经研究鉴定，这些药物为辛夷、花椒、茅香、佩兰等，都是香药。可见当时人们随身携带香囊，使用香枕、熏香等香疗方法辟秽消毒、净洁环境、防治疾病，已成为一种习俗。
另一种方法是泡酒。椒酒最早见于《后汉书》：“兰肴山竦，椒酒渊疏。”唐人李贤说，“椒酒，置椒酒中也”。用于避瘟疫的椒酒有两种名称，一种是屠苏酒。晋代葛洪认为，屠苏酒为东汉神医华佗发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言屠苏酒可以“辟疫气，令人不染温病及伤寒”。孙思邈讲的屠苏酒由大黄、白术、桔梗、蜀椒等7味药组成。喝屠苏酒先从小孩子开始，“一人饮全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其后，历代老百姓在春节时期把“饮屠苏酒”作为“辟邪驱灾”的习俗之一。李时珍“百病主治药”云：“屠苏酒元旦饮之，辟瘟疠。”第二种是椒柏酒。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黄河流域的习惯：“正月之旦，是谓正日……子妇孙曾，各上椒酒于其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南朝梁政权的宗懔《荆楚岁时记》记载长江流域的习惯：“岁旦饮椒柏酒以辟疫疠。”所谓椒酒、椒柏酒，就是浸泡花椒、柏叶而成，具有解毒、辟瘴气功效。《本草纲目》记载“椒柏酒”辟疫之功：“元旦饮之，辟一切疫疠不正之气。除夕以椒三七粒，东向侧柏叶七枝，浸酒一瓶饮之。”在“百病主治药”亦云：“椒柏酒元旦饮之，辟瘟疠。”
椒酒使用中提到的蜀椒出自甘肃陇南一带。《范子计然》云：“蜀椒，出武都”。《名医》曰：“一名巴椒，生武都及巴郡”。武都即今甘肃陇南地区，这一带盛产花椒很早见于记载。《梁书·诸夷传》记载“武兴国出椒”，武兴国的统治区就在陇南徽县、康县及陕西汉中一带。《南史·西戎传》记载，今西和礼县一代的氐人“种桑麻，出绸绢布漆蜡椒等”。梁人吴均《饼说》记载了有名的“仇池连蒂之椒”。据说，刘裕攻灭后秦后进入长安，想了解长安美食。后秦官员给刘裕推荐了“饼”，并说做饼的食材全为各地名产，其中调味品有“洞庭负霜之桔，仇池连蒂之椒”。此饼可使人“既闻香而口闷，亦见色而心迷”，可谓举世罕见。在居延汉简里，有个药方也记载蜀椒：“蜀椒四分，桔梗二分，茎二分，桂……”汉代居延远离陇南数千里，发现用蜀椒的药方，表明武都蜀椒使用范围之广。
戎盐
戎盐
甘肃所产的盐在史书中多见，其中以戎盐最有名。《凉州异物志》记载：“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大小从意，镂之写物。作兽辟恶，佩之为吉。戎盐可以疗疾。”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盐）味咸，温，无毒。主杀鬼蛊，邪注，毒气，下部匿虫虫疮，伤寒寒热，吐胸中痰澼。”强调盐的防疫功能。
《凉州异物志》记载：将戎盐“大小从意，镂之写物。作兽辟恶，佩之为吉。”看来，戎盐可作佩饰。人们根据意愿，或镂空，或雕刻，将戎盐制成大小随意的物件。同时，又制成兽形，用来辟邪。另外，也可以服食戎盐避瘴。清人《救生集》记载：“预辟瘴疠：桃仁一斤、吴萸、青盐各四两，同炒热入瓶密封，一七取出，炼去茱萸盐，将桃仁去皮尖，每嚼一二十枚，山居尤宜。”唐代，咒禁之风盛行，孙思邈《千金翼方》有驱邪用盐记载：念诵咒语后，“先吸一口水，捻盐着口中……一遍盐水漱口，三七遍成一禁也”。盐的使用在于祛除病患身上的晦气。盐也被视作有消毒性的药品，念咒作“汝不疾去，咸盐、苦醋唾杀汝”，或念咒作“吾从天南来至北，食盐三斛……口含百毒”，意在使盐通过咒语作用于病患，“迫使”疾病屈服。
戎盐因产地得名，在两汉时期就已经为中原人所知晓。《周礼·天官》记载：“王之膳羞，共饴盐。”东汉郑玄注：“饴盐，盐之恬者，今戎盐有焉。”饴、恬都有甜的意思，看来，戎盐咸味不重。《本草纲目》引《凉州异物志》曰：“出于胡国，故名戎盐。”戎盐的产地集中在甘肃一带，陶弘景《名医别录》载：“戎盐生胡盐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禄城东南角。”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载：“今戎盐虏中甚有，从凉州来，芮芮河南使及北部胡客从敦煌来，亦得之，自是希少尔。”看来，凉州和敦煌是戎盐两大产区。李时珍《本草纲目》引陶弘景言进一步描述戎盐的形状性能：“其形作块片，或如鸡鸭卵，或如菱米，色紫白，味不甚咸。”《新唐书》记载廓州进贡之物有“戎盐”，廓州在今青海境内，凉州南部，相距不远。说明青海在唐代是戎盐的道地产区。唐人《石药尔雅》载：“戎盐，一名仙人左水，一名西戎上味，一名西戎淳味，一名石盐，一名寒盐，一名冰石，一名光明盐，一名紫女，一名上味，一名石，一名倒行神骨。”可见，戎盐美名甚多，确为当时的上品。宋人苏颂《本草图经》记载：“今阶州出一种石盐，生山石中，不由煎炼，自然成盐，色甚明莹，彼人甚贵之，云即光明盐也。”如此，陇南所出盐与戎盐同质。
甘肃古代防治瘟疫的材料还有很多，不限于雄黄、青木香、蜀椒、戎盐。不过，这四种药材可真称得上是全国性的品牌药品。从使用方式看，四种药品都可作佩戴之物。应该说，要做到杀毒辟疫功效而不伤正气，香囊是安全性较高的外用手段。中医认为，疫疠之邪多与湿气有关，疫多因时行疠气从口鼻传入所致。雄黄、青木香、戎盐、蜀椒等香药，挥发一种奇异的香味，使蛇虫闻之远遁。使用时既减少了传染源，又可起到杀除病菌、清爽神志的作用，是最常用的预防“疠气”的药物，这也是香囊盛行的原因。同时，中医治疗瘟疫，概括说就是扶正和祛邪，“避其毒气”的环境消毒法是祛邪的重要环节，数千年来的实践也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所以，在门后、墙角撒雄黄粉、雄黄酒等习惯至今沿用。无论佩戴、泡酒、洒撒都充分体现了中医体系在预防瘟疫方面的治未病之病——无病预防、有病早治的思想。
当前，人们对瘟疫的认识更加全面科学，防控措施更加多样有效。汲取古人智慧，合理利用中医药资源，有意识地清洁卫生、杀虫除害、改善生活环境等，是预防瘟疫的良策。
来源：甘肃日报、新甘肃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