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酒历史太悠久了，在传说中，大禹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开始饮酒了。在古书《世本》中，就有“仪狄始作醪（láo）”的记载；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酒”字的条目中写道“杜康作秫（shú，指有黏性的谷物，也可以指高粱）酒”。
仪狄和杜康，就是传说中两位酿酒的祖师爷。
超治愈的神仙水
仪狄是女性，据说是负责大禹膳食的女官。大禹因为治水有功，被舜禅让为天下之主，每天为国事操劳，巨大的压力使他吃不下饭、睡不着觉，逐渐瘦弱下来。大禹的女儿很心疼，于是请仪狄想办法。
仪狄领命后，四处寻找可口的食物，给大禹补身体。一天，她到深山里打猎，发现一只猴子在舔舐地上的一滩汁液，之后便躺在地上做满足状。出于好奇，仪狄也尝了一口，没想到顿时感到全身暖洋洋的，浑身的筋骨都活络起来。她赶紧收集了一些汁液，带回给禹王饮用。大禹被这仿佛带有魔力的味道深深吸引，瞬间觉得精神百倍、胃口大开，逐渐恢复了体力（可见小酌怡情）。
后来仪狄经过不断试验，终于掌握了发酵技术，酿制出美酒来。在一次盛大的宴会上，大禹用这种“神仙水”来款待大家。人们惊叹于这种极致的美味，以及喝后那种腾云驾雾、飘飘欲仙的舒适感，于是越喝越多。大禹遂封仪狄为“造酒官”，专司酿酒。不过《战国策》记载，大禹说“后世必有饮酒而亡国者”，命仪狄不再酿酒。
仪狄酿酒的传说有很多版本，我简单分享了其中一个。我们更为熟悉的“酒圣”杜康发明酒的过程，版本也很多，总之就是他在解决储藏的粮食发霉变质问题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霉变的粮食经发酵后与山泉水结合，能产生一种令人如痴如醉的液体。
据《史记》记载，杜康又名少康，道家的名人，被尊为“酿酒始祖”（各行各业都有祖师爷，经商的拜范蠡，青楼拜管仲，梨园行拜唐明皇）。此外，后世多以“杜康”代指酒，如曹操在《短歌行》中写道：“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插个题外话，传说是杜康的儿子黑塔在研究如何高效利用酒糟的过程中发明了醋。
中国古代的啤酒，了解一下
不管传说如何描写，核心就是先民们掌握了酿造酒的发酵技术。人类最古老的三大酿造酒是黄酒、啤酒和葡萄酒，而我国古代以谷物为发酵原料的酿造酒是黄酒和醴酒。《尚书》中就有“若作酒醴（lǐ），尔惟麴糵（qūniè）；若作和羹，尔为盐梅”之句。这是商王武丁对名臣傅说说的话。傅说辅佐武丁安邦治国，缔造了著名的“武丁中兴”，武丁以“麴糵”（酒曲）和“盐梅”（调味料）来作比，赞他为股肱之臣。
“麴糵”就是酒曲，在中国古代有“曲法酿酒，蘖法酿醴”之说。麴，通“曲”，我们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为“霉变的谷物”，经它发酵，酿造出的便是酒（黄酒），酒精含量相对较高，据说在15%~20%之间；“糵”可以理解为“发芽的谷物”，酿造出的便是醴，酒精含量相对低得多，据说只有约4%。
醴算是中国古代的啤酒。现代酿酒专家朱宝镛先生在《酿酒工业的变迁》中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人用谷芽酿造的醴酒，和巴比伦人用麦芽制作的啤酒，几乎同时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不过二者之间是否有联系，尚无法考证。
古埃及也是最早发明啤酒的文明之一，早在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过上吃面包、喝啤酒的生活了。当时的人们用大麦面包与搅碎的干谷粒一起放入水中静置发酵，这样酿造出的啤酒，酒精含量低，不易喝醉，而且营养丰富。葡萄酒是富人才能消费的奢侈品，而啤酒则是普罗大众的最爱；医生们相信啤酒能强身健体、治愈灵魂的创伤；甚至有证据表明，啤酒在金字塔的建造过程中发挥了激励性作用，法老准许给奴隶们每天发放三次啤酒作为配给。此外，在两河流域和古埃及社会中，啤酒可以作为硬通货用于支付。
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酒”和“醴”这两个字，二者各自表述、互不相混。关于醴，《汉书》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刘交被封楚王，他很礼敬一个叫穆生的人。穆生因不会饮酒，每逢宴饮，刘交都会为他特别准备醴。后来刘交的孙子继立为王，不再为其设醴，穆生便知自己受到冷落，遂离开了楚国。曹植在《酒赋》中还提到这个典故：“穆生以醴而辞楚，侯嬴感爵而轻秦。”
可见，酒度极低的醴适合不会饮酒的人，但可能由于它过于清淡，最终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天工开物》对此记载道：“古来曲造酒、蘖造醴，后世厌醴味薄，遂至失传，则并蘖法亦亡。”
古人为何千杯不醉
古代的酿造酒，因为过滤技术不成熟，其中含有不少米渣等杂质，所以呈现出浑浊的状态，喝之前要先筛酒。武松在景阳冈的小店里喝酒时，也是对店家说再筛一碗酒来。
此外，那时也没有无菌技术，酒中含有很多微生物，颜色可能是绿的，表面还浮着一层白色的漂浮物，如同爬满了白色的蚂蚁，因此诗词歌赋中常称酒为“浊酒”“绿酒”“蚁绿酒”等。
如杨慎的《廿一史弹词》：“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又如冯延巳的《长命女》：“春日宴，绿酒一杯歌一遍。”
再如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浊酒容易腐败变质，古人习惯煮了再喝。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煮酒实际上是在做杀菌消毒处理，同时起到温酒的效果。
注意哦，“青梅煮酒”并不是将青梅置于酒中煮，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佐酒的零食，原文描写的情景是“盘置青梅，一樽煮酒。二人对坐，开怀畅饮”。
聊到这里，大家一直以来好奇的那个问题来了：李白斗酒诗百篇，武松打虎前喝了十八碗酒，曹刘二人边喝酒边玩厚黑，古人的酒量为何那么好，越喝越能找到自我的正确的打开方式。
说到底，还是和酒精度数低有关。
由于酒精对酵母菌的发酵具有一定抑制作用，当酒精成分达到10%~15%时，酵母菌就会失活；即使是耐酒精能力极强的特种酵母菌，耐受力也不会超过18%。所以元代以前的酒，不会超过18度。到了元代，外观像纯净水的高度数蒸馏酒才诞生。关于蒸馏技术是自创还是传入，目前仍存在争议。
所以无论是文人的文思泉涌，还是雅士的浪漫不羁，抑或英雄的豪迈洒脱，我们与其佩服古人酒量好，倒不如佩服他们中途不上厕所的功力深（当然人家中途是否上过厕所，我们也不得而知）。你让武松喝十八碗二锅头试试，别说打虎了，Hellokitty估计都打不动了！
酒器那些事儿
关于夏朝的存在及时间，目前世界学术界还有争议。中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夏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时间大约是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在河南省西部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可能是夏朝中后期的首都之一。二里头遗址就出土了很多酒器，比如爵。
爵这种酒器，大家在影视剧中肯定见过，它的具体用途是什么，说法很多：有的说是直接饮酒用的酒杯；有的说是当时的分酒器或温酒壶，还有的说是祭祀时盛酒的礼器。
乳钉纹铜爵（二里头）凤鸟纹爵（西周）除了爵，其余的酒器还有很多，比如角、觚（gū）、觯（zhì）、斝（jiǎ）、觥（gōng）、筹，总之就是一系列生僻字，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我们可以简略提一提尊。
尊是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周时期，造型大都繁复优美，我们最熟悉的便是四羊方尊。尊后来也通“樽”，如李白的“金樽清酒斗十千”、苏轼的“一樽还酹江月”。诗词中常出现“尊酒”之称，如韩愈的“尊酒相逢十载前”、陆游的“痛饮每思尊酒窄”。
因为尊一是用于祭祀，二是用于向贵客敬酒（当然不是客人直接举起尊来喝酒啊，那是项羽举鼎呢，一般是用铜勺将酒从尊里舀到酒杯里），久而久之，就演化出社会地位尊贵的意思。
与“尊”相对的“卑”，造字本义众说纷纭。有说法认为它通“椑”，是一种扁圆形的酒壶，“便于提携常用之器，故为贱”，尊贵者使用它是有失身份的。《太平御览》引《后汉书》记载道：刺史周敞和豫州别驾（州刺史的佐吏）陈茂驱车同行，周敞用椑“载酒以行”，陈茂“取椑击柱，破之，曰：‘使君车榼载酒非宜。’”。另一种说法是：在甲骨文中，“卑”表现的是手拿工具劳作之象，反映的是底层人的意象。无论哪种说法，都可以引申出社会地位低下之意。
四羊方尊在等级制度森严的古代社会，衣食住行等方方面面都体现着等级差异，高等级的人是极为要面子的，如果使用了低层级的物品，会被认为是自降身份，别说遭到社会谴责了，可能自己都接受不了。比如一代枭雄隗嚣，饥病交加，吃了一碗汉朝社畜们才吃的糗糒（那时的方便饭，性质类似今天的方便面）后，羞愤而死。
相反，等级相对低的人做了等级相对高的事儿或使用了等级相对高的物品，会被视为僭越。鲁国大夫季氏在庭院里欣赏八佾舞（天子专属的祭祀乐舞），孔子气得说出了那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千古名句。
古代乐舞，每行八人，称为一佾（yì）。天子可用八佾，即64人；诸侯六佾，即48人；大夫四佾，即32人。身为大夫的季氏摆出了天子的排场，对于毕生致力于恢复周礼、希望人们都能克己复礼的老夫子来说，是忍无可忍的。
古代的礼制在我们现代人看来，有很多吹毛求疵之处，但它是维持一个王朝稳定的精神工具，我们以后再聊哈！
酗酒亡了殷商
商代的饮酒之风极盛，商人嗜酒史上有名，不仅大小贵族皆沉湎于酒色，底层民众也对饮酒怀有向往或痴迷。《诗经·大雅》《尚书·微子》等都认为商代后期政治腐化是由于统治阶层酗酒无度造成的，《史记》中关于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永夜之饮”的段子，更是将商纣的荒淫人设钉得死死的。
出土的青铜器也佐证了这一点：20世纪上半叶，主持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曾说，酒器在当时已出土的商朝青铜器中占比近80%；妇好墓出土的件青铜礼器中，酒器就占了74%；《殷周青铜器通论》中的统计数据显示，商周青铜器共50类，而酒器占据了24类，接近一半。
觚在殷商的统治阶层中，有头脑清醒的贤者看到了酗酒引发的危害与潜藏的危机，比如伊尹，他是商汤的右相，助汤王理政有功，德高望重。商汤逝世后，太甲即位，伊尹为了江山稳固而作《伊训》，力劝太甲不忘夏桀亡国的教训，告诉他常舞则荒淫、乐酒则废德的道理。但是，任何一个王朝都难逃不肖子孙葬送祖宗基业的命运，商朝最后还是亡于纣王之手。
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内壁铸铭文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在铭文中，康王向盂叙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他们之所以政绩卓著，主要因为其臣属从不沉迷于酒、认真恭敬地对待每次祭祀；而商朝亡就亡在百官“率肆于酒”上。
大盂鼎一个王朝的灭亡，一般是诸多因素共振造成的。咱们经常说“想多了”，而放在周人这里，他们总结前朝灭亡教训时，可能“想简单了”，不过周人应该确实看到或听说过殷商贵族酗酒后所做的奇葩事儿，便将这种亡国的因素之一归为根本原因了。
近年来，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产生了这样的观点：酗酒的确是加速商王朝灭亡的催化剂。但殷商贵族之所以表现得那么疯狂，原因可能不在于酗酒本身，而在于酗酒引发的铅中毒。
殷商贵族所使用的酒器，绝大多数是青铜制的。众所周知，青铜是铜、锡、铅三种金属的合金，其中铅所占的比例越高，青铜的延展性就越好。所以越到后期，商朝青铜器的含铅量就越高，有的甚至超过25%。
这下问题就严重了，要知道：当时的谷物酿造酒是酸性的，与青铜器一接触，就会产生醋酸铅这种有害物质。特别是加热青铜器来温酒时，重金属铅析出得就更厉害了。而且醋酸铅是甜味的，会让酒的味道越发香醇，令人越喝越上瘾。长期使用青铜器饮酒，引发铅中毒的可能性之高，不言而喻。
从一些文献资料上我们可推知，当时很多殷商贵族出现了头痛、痛风、视力下降、浑身无力、精神错乱、智商衰退、男女不孕不育、妇女无法分娩等症状，孩子也极易夭折，这些很可能是铅中毒的表现。甲骨文中还留有商朝大臣因“酒疾”不能处理国事的记录。此外，中国科技大学曾对殷墟出土的尸骨进行过一系列测试，发现很多贵族体内的含铅量远超正常范围。
由此可推测，长期使用青铜器酗酒，引发殷商贵族阶层大规模铅中毒，从而导致国家机器运转缓慢，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甚至有观点认为，《史记》称商纣王原本“资辩捷疾，闻见其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按说这是一个文武双全君王的人设，何以后来会变成荒淫与残暴并重、昏君与暴君的代表，慢性铅中毒引发的精神错乱或许是原因之一。
殷鉴不远，西周建立之初，周公就发布了《酒诰》，规定周人只有在祭祀时才能饮酒，殷商遗民如果勤于耕种与商贸，也可在自己家中饮酒。这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禁酒令了，从它的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周朝的决策者对酒的反感与恐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商朝各阶层嗜酒之甚。
无独有偶，有观点认为，铅中毒也是造成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之一。但有趣的是，罗马人对铅这种重金属情有独钟，特别是贵族，铅几乎融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建筑、管道、炊具、餐具、化妆品、食品、药品、玩具，甚至是棺材，都会用到铅，他们甚至会直接将铅粉加入葡萄酒中，去除其中的酸味，使酒更加甘醇。
长期暴露于重金属铅严重超标的环境中，除了令大批罗马人英年早逝外，还令他们失去了下一代，难怪罗马帝国最终会被日耳曼蛮族所灭。
罗马贵族为何对铅如此痴迷呢？后世推测一是因为金属物品经过铅处理后，光亮美观、不易腐蚀；二是因为物品经过铅处理后，制作成本会增加，由此体现财富与地位。贵族与富人家中，那都是一水的铅炊具和铅餐具，人家觉得倍儿有面子！说白了就是——有钱就可以作死！
古罗马人的宴会关于罗马人与铅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详细聊。最后，我们说回到喝酒。酒精能让一个王朝或帝国在惬意与迷离中走向灭亡，也能令人类通过自然的筛选，以更坚强的姿态繁衍下去。
在牛津大学的教授罗宾·邓巴和埃克塞特大学的高级讲师金·霍金斯合著的《人类与酒精》一书中，他们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祖先因为有代谢酒精的能力，才令他们免于灭绝。当我们的祖先还是猿的时候，主要以采摘果实为生，熟透的水果所含的酒精在1-4度之间。酒精代谢力差的猿因醉酒丧失了警醒，被猛兽吃了；而酒精代谢力强的猿活了下来，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
可见酒量好，关键时刻能保命啊。但哪怕酒量再好，哪怕使用的是玻璃等材质的安全器皿，也要注意美酒虽好，不要贪杯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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