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年，刚刚升为鲁国大司寇的孔子，便诛杀了学术政敌少正卯，并且暴尸三日，以正视听。水火不容，如同现在安全监管和应急管理，对隐患与违章的零容忍。
孔子总结少正卯的错误，认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西周中期开始，每日刀兵四起，使人们在惶恐不安中，开始寻找精神的慰藉和乱世的根源，特别是一些君王，希望借助民间的智慧，来消弭国家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威胁，同时寻求人完全彻底的解决方案，来终结无休止的战争和弑君。
生存的危机并没有湮灭思想的开放，相反旷日持久的战争却实现了文化的交流，在此期间大量的以诗歌为表现形式的民间文学大量产生，并成为后来春秋诗歌总集《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各种流派和思想开始萌芽，人们开始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这个世界的“惶惶不可终日”的根本性原因。
也就是在这一个时期，君王与民间的诉求，达到达到中国古代前所未有的同步一致，也使各种流派和思想得以滥觞，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历史的重要阶段，对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医家、阴阳家、纵横家、名家、农家、杂家等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较为宽松的政治基础和发展空间，史称“百家争鸣”。
同日后儒家作为主流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年辉煌相反，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却是一生艰辛“如丧家之犬”郁郁不得志。但同老子的出世相比，他的入世又显得高调和昂扬。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的“治国”“治世”自信来源于鲁国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文化传承。在鲁国，至孔子时代还较好地完整保留着“三代秩序”和周礼，“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
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对鲁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人都知道礼有“经国家，定社稷，利后嗣”的功能，因而他们认识到“服于有礼，社稷之卫也”、“无礼必亡”，对周礼怀有极大热忱。在入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况下，孔子当仁不让地擎起捍卫宗周礼乐、维持社会礼仪的大纛。
此时是鲁定公十年，公元前年，齐鲁夹谷会盟。面对重修于好的齐鲁关系，鲁定公启用精通礼仪的孔子兼理会盟事物。
邀约鲁定公会谈的是齐景公，而陪同齐景公的便是孔子的政敌晏婴。晏婴的心计远远高于孔子。作为齐国实际掌权人，尽管也摆出“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的仁政形象，终不能逃离其心胸狭隘善于诡计的格局。齐国曾有三位勇士有着卓越的战功，甚至对齐景公有着救命之恩，但出于武夫本色，不但不会收敛甚至有些跋扈。晏婴认为是齐国祸患，就蛊惑齐景公杀之。晏婴献计，仅赏赐三位勇士两个桃子，由此引发三士之间的互相搏杀而全部罹难。
在孔子而立之年，齐景公与晏婴就在鲁国召见过孔子，此后孔子为躲避鲁国的三桓之乱而奔向了齐国。一直对鲁国礼乐有着好感的齐景公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答得很简单，不过八字而已，但字字玑珠，掷地有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是孔子首次提出的政治观点和治国方略。君臣父子之下便是秩序和规则。竹而有节，其中自然，人分老少，岂曰失序。孔子认为，国家的存正，不是形式之正，而是内在之正，这是一种秩序和规则，当破坏这种秩序和规则，尽管外表较为安定，但祸害已经开始萌芽酝酿了。
这样的思想放在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中，犹如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制度，是以二者为核心为核心,指引和约束所有人在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等方面的行为，是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的行为准则。其作用是明确各岗位安全职责、规范安全生产行为、建立和维护安全生产秩序。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操作规程和基本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制度的破坏等于规则的失陷，规则的失陷则代表起码遵循的打破，所谓的安全也就名存实亡了。孔子的理论是礼乐是国家政德的核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当国家没有礼乐最为根本遵循，道德就会沦丧，国家的持续将在没有底线思维的惯性打击下逐渐走向灭亡。
因此，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动机很单纯，就是少正卯用极其反礼教和道德的言论来蛊惑人心，甚至使孔子学堂的弟子们“三盈三虚”。
“三”是虚数，泛指次数较多。孔子给少正卯定的罪名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当时思想争锋和现实斗争的激烈：心达而险，意即通晓世事而用心险恶；行辟而坚，意即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言伪而辩，意即强词夺理且善于狡辩；记丑而博，意即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