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西周历代君主对东方的不断扩张，也为华夏族打下了一片从未有过的巨大疆土。也在这不断东扩之中，对这些新的疆域治理问题也成了需要同步解决的问题。
按照当时的方式，治理的最佳选择就是分封，也就是封建。说到这个封建，文章已经提到，在周以前的夏，商其实早就有了。只不过，那是的封建更像是后世的藩国朝贡。
比如某个部族在某个地方形成了势力，占领了一定的土地，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和延续，不被周边的蛮族和其他部族欺负，就需要找个堂口，拜个大哥，主动交点保护费。这样就可以保证以后被其他部族或蛮族欺负时，大哥能罩着他，主持下公道。
这个大哥当然需要具备更强的实力，最好是最强的实力，所以就选出了一个最强的大哥，也就是那时候他们称为“”天下共主”的部族，先是夏，后来夏好日子过的太舒服，自己把身子给折腾垮了，最后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商坐上了“天下共主”这头把交椅。
其实，夏、商的封建和周的封建还是不同的。夏、商的封建更多像是部族的联盟，然后共同推出一个盟主。在那个出门只能靠走，取暖基本靠抖的年代里，由于投靠大哥的小弟太多了，疆域就会有点太大，总有时候会感觉鞭长莫及。
为了更好管理和罩着这些小弟，商王就搞了个四方诸侯伯，就是东，西，南，北，四个方伯，这有点跟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下面的堂口，像韦小宝就是“青木堂”堂主。周文王就是当时的西伯，意思就是西方诸国的老大。
本来这个办法挺好，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方伯”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随着势力变强，他们这心里的小九九也就开始多了起来。而作为商王也不傻，面对这种情形，自然是不能由着他们积蓄力量来挑战自己的。
于是，先下手为强，对他们或杀或囚。但是不知道商王出于什么考虑，居然后来又把西伯侯姬昌又给放了，这就应了后人的话，“龙归大海，虎啸山林”，所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范增说项羽的一句话“竖子不足与谋”，在这句话之后，项羽最终乌江自刎。而这商王最后也是自焚于鹿台。这都是自己作死的例子。
本来姬昌的父亲季历就是因为被商王视为威胁而被骗过去杀害的，现在把季历的儿子关了那么多年居然还放回去，这是真把老虎当HelloKitty了。
虽然这姬昌回去没多久就死了，但姬昌的儿子姬发在老爹还没下葬就发动灭殷之战。周商几代的恩怨也终于到了彻底了结的时候。接下来的剧情大家都知道，所以这里就不再复述了。
西周灭殷后，总结了殷商的教训，特别是在分封上进行了改进。之前说过商朝的诸侯国类似一个部落联盟，所以比较松散自由，殷商为了更好控制，而设立了四方的方伯。
殷商的方伯制是以武力为基础，以册命为表征，以婚媾为怀柔手段，以维护王权为最终目的地。因为这些方伯的出现大部分是因为区域内的邦族通过征服，联姻，公共事务处理自然成长起来，殷商只是为稳固统治而进行册封，但对这些方伯来说，接受册封也是一种扩充力量的手段。
这也就说从一开始，殷商和方伯之间就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之后随着方伯势力进一步做大，在挑战和危险之中，双方最终只能刀兵相向，这就是周灭殷商。
西周建立后，对各诸侯国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进行严格限制，以防发展壮大。在血缘上，各诸侯国之主大都是周王室的兄弟，功臣和三皇五帝的后裔，与王室关系密切，这就是所谓的宗法制，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宗法体系约束诸侯国。
在礼法中也有明确规定，比如吃饭用的东西、歌舞表演的人数、出行时随从的依仗规格等都不能僭越，不能超过周天子的礼仪规格。同时，诸侯国的军队规格也有限制，如果超过，周天子知道后就会率领其他诸侯国前来讨伐，降官降爵或者直接处以死刑。
周天子不断将近支宗室和功臣勋贵分封到华夏各腹心之地，让他们在当地原有的土著文明中心基础上推行西周的仪礼宗法体制，并进一步开发附近的领地，这一举措改变了夏商时那种部落林立、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华夏大地的各部族有了凝聚和发展的可能。
特别是在周公摄政七年中，在平定“三监之乱”后，依旧封商于“宋”，还兴灭国，继绝世，封夏之子孙于“杞”，舜之子孙于“陈”，在彰显文治武功的同时，将道德治理推到国家治理的重要位置，周礼也成了之后几千年道德准则的圭臬。
所以钱穆先生说，西周三百年的历史，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封建政体的创新。正是这有别于夏，商的封建政体，才最终为华夏民族的诞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和条件。而周礼又为华夏文明埋下了第一块稳固的基石。
从此后，自西周起，中国、天下、海内就成了华夏九州的代名词。而这些词的背后无不透露着，华夏文明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强大凝聚力和生命力。从此后，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终于破土而出，开始茁壮成长，历经此后八百年的锤炼，又将到达一个更加辉煌耀眼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