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的九州五服制度与天下大一统思想

国体转型与近代中国

第一卷

中国的王制及帝制和欧洲的君主制及共和制

居原氏著

第一

第二章

中国的王制国体与法天则地思想

(一):早期王制的权力系于君王的德性和仁政

(二):中国的王制国体和法天则地制度

、九州五服制度与天下一统思想

2、法天则地:以祭天典礼为中心的礼乐制度

3、分封制与平等的封国联盟

4、天下为公及井田制与什一税制度

5、设官分职与选贤任能制度

6、王制与王道

(三):从王制走向帝制及由天下为公走向天下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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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五服制度与天下一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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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帝舜时代,所统治的天下已经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抚交阯,北及幽州,广袤数百万平方公里。

治理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度而又要保证国泰民安,不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君王,更需要一个使天下各部族甘愿顺服的制度设计。

显然,像斯巴达、雅典这些占地百十平方公里、公民不及5万人的城邦国家那样,由全体公民(每次公民大会实际参加者不足万人)投票表决来议决国事的方法根本行不通。

卢梭和孟德斯鸠也曾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位比较不赞同在法国实行共和制。于是大禹便分两次(第一次在涂山,今陕西潼关;第二次在会稽,今浙江会稽,别说在今河南伊川)召集天下部族首领协商意见,大家同意按各部族与大禹所在都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距离远近,将全国分为五服(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明确各服之地及百姓与大禹部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

大禹五服制度示意图

南宋学者蔡沈(67—)在其《书经集传.夏书.禹贡》中对五服的介绍是:

甸服:距都邑里,由君王直接治理并收取赋税,分为五等。一等百里赋纳緫禾(青緫禾草可饲马),二百里纳铚(干禾带穗),三百里纳秸(去禾秸后的谷穗),四百里纳粟(含壳曰粟,即俗语的谷),五百里纳米(谷去壳曰米)。

侯服:距都邑里,君王不直接治理,仅控制部族领袖(诸侯),由诸侯定期向君王纳贡,分为三等。百里卿大夫邑地,再二百里男爵之国,三百里(起)为侯国。由内而外以邑地、小国、大国安排,自有道理,蔡沈对此的解释是:“大可以御外侮,小可以安内附也”。

绥服:侯服之外距都邑里,绥服之地只要安安定定服从君王的政教就行了,分为二等。三百里服文教,再二百里奋武卫。绥服区域内的各部族安定了,君王和都邑的安全就有了可靠保障,前提是侯服及甸服也同样安定。可将绥服看作是君王权力直接所及的范围。

要服:绥服之外距都邑2里,只要求服从君王的文教就行了,分为二等。三百里只要表明接受君王的文教就行,再往外二百里只需表示接受君王的刑法即可,亦为流放罪人之地(较之荒服流放要轻)。

荒服:要服之外距都邑2里,不要求严格遵从君王的政教,只要按各部族礼俗进行治理就行了,分为二等。三百里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即政教之外,部族可自由便宜行事,再往外二百里不做任何限制,亦为罪人去国流放之地。这荒服应是针对蛮族和化外之民制定的政策。

大禹的五服制之智慧,不是今天的人所能完全理解的。坦率来讲,没有胸怀天下之仁心,设计不了这样的制度架构。

五服之地,连夏都安邑里,理论上方0里(周时里约今45.8米,方0里约合今制万平方公里。下文方3里约合今制56万平方公里),对于大禹的时代来说也太大了。

实际上荒服之地并不受帝禹节制,甚至影响力都很小,夏代君王实际统治的地区以“要服”之内为主,称为王制九州(因《礼记·王制》而得名),而绥服之内被史家称为禹贡九州(因《尚书·夏书·禹贡》而得名)。

这王制九州实际上正是帝禹划分的九大行政区域,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豫州、雍州、梁州、扬州和荆州。

禹贡九州示例图

九州之名,今天还在使用,其范围大约限于北恒山(今河北曲阳县西北)、南衡山(今湖南衡山县东南)、西张掖(今居延县东北)、东东海构成的差不多方形的区域,大约56万余平方公里(即方三千里),《礼记·王制》估算的面积为田八十一万亿亩。

《礼记·王制》对“四海之内”的叙述为: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为田八十万亿一万亿亩。这里的“近”可理解为不足且接近于,“遥”可理解为有余或多一些。

九州之中,豫州居中(今河南为豫,亦以中原称之)。尽管夏都安邑不在豫州之内(在冀州西南角与豫州西北角附近)但接近豫州,也就马马虎虎可以算作国之中央了。

而帝禹所辖九州,便是王制所及的天下,这便是九州常与中国等同的缘由。而居中的豫州在夏代之后的王制时代,基本上成为君王都邑所在地。

因此,强化了君王所在之地为“中央之国”的概念,相应地使“天下”范畴以中国为核心而向四周扩展,无所扩展之地便被称为四海。

就中国人在三代时期的地理知识而言,四海之内被理解为天下的全部,是不能去作任何责怪的。

所以,天下一统的观念包含着王制的地缘认知,任何君王都希望自己能力所及,使文教武卫及于四海之内的所有地区,而作为一种政治理想,怀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志,大概算不上什么错误。

至于后人强加给这句话的对王制国体的批判性误解,实是不理解中国王制国体的内涵所致。

而九州、五服、四海等概念,既在地理上无疑,也在君王和百姓的观念中无疑,它们体现的是中国人由内而外的对德治对象不断扩展的一种期望。

这种期望也可理解为是一种追求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不仅要服之内华夏诸方国应该走向大同,即便荒服之外的四海也应该走向大同,这便是《周礼》的天下观念。

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年-公元前77年)便开始称中国(王畿及诸夏地区)为华夏,称边疆各族为远人,称包括华夏及边疆各族在内的四海为天下,周武王称自己为天子,对远人实行与王畿及诸夏地区不同的政策。

这一差等政策的实质还是大禹的九州五服制度。只不过周代所统治的地域更为广大。

此时,帝禹制五服的方0里已经不能尽括,因而五服被改造成九服,且将原来大禹的都邑扩大成为“王畿”,即君王直辖地,大小方千里(似25万平方公里)。

王畿之外每远离王畿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和藩服,构成方9里的王国。

依据《周礼·夏官》“职方氏”及《周礼·秋官》“大行人”记载,西周九服、各服与君王关系、朝贡规则等与大禹五服的对应关系,分列如表:

西周九服之制与禹贡五服之制的对应关系

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周制九服的伟大创举及高大的国家治理智慧的话,那么现在给你一个方4里的国度,且这块土地上居住着万人左右,你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呢?发挥想象力吧——这并不容易。

《周礼》九服之制依据大禹五服而制不存疑义。但变动有二,一是扩大了王畿之地,由大禹时的方五百里扩大到方千里,直属君王,亦即君王有自己的直属封地,二是将各服之中诸侯或方国的朝见时间与纳贡之物做了明确规定。

这表明周代君王对天下方国和诸侯的影响力已经大大增强,且由这一规定可以看到,第七夷服处理的是与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四夷的关系,第八镇服处理的是与化外之民(未开化地区)的关系,第九藩服则处理的是与藩属国(外国)的关系,夷服、镇服和藩服均在九州之外,但或在四海之内,所以被列在王制国体九服之中。而原来禹制九州之地现在只在男服之内,禹制五服之地现在只在卫服之内。

九服既定,天下之结构便由九州与四海关系构成,九州中国与天下四海的相抱容,则代表了中国先贤天下大同理想的情怀。此即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理想。

前述九州、五服、九服、四海、天下诸观念,奠定了中国王制国体的大一统格局,这一格局在《周礼》中已经具体应用到方九里的王城设计上了。

如果将此与井田制之田分九方、中为公田相联系,便不难看出,天下之中居王畿,王畿之中居王宫的国体格局了,而井田制之公田的设置,也出于同样的观念。

周朝九服制与夏朝五服制的关系

可以说,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理想,自黄帝统一华夏两族开始,就进入了伟大的历史实践,经帝舜及大禹共同制定九州五服制度开始,有了基本的制度框架,又经夏商周三代发展,到了西周之初时,已经成为完全成熟的国体了。

孔子作《春秋》,以鲁国史诠释(微言)王道王权大义,公羊高(战国时代齐国人)为阐释《春秋》大义而作《春秋公羊传》,将孔子《春秋》第一句“春王正月”之“王正月”解释为“大一统也”。

左丘明作《春秋左传》,对孔子《春秋》首句“春王正月”的解释是:“元年,春,王周正月”。

《春秋公羊传》对此的解释是:“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何谓?谓文王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

此“大一统”之“大”,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中解释为“推崇、重视”之义,而将“一统”解释为“元始”的根基、基础之义。

孔子《春秋》首句“春,王正月”四个字,本来是讲“文王于正月即位”,因使用了“春”“正月”三字而被解释为重视王道法统之大义。可见,孔子之言,字字大义也!。

这反映的是,至少在孔子时代,王权的法统已经与礼乐制度融为一体,因而大一统的王道观念成为中国王权继替的法理根据。

任何为王者,必依据德配天地之品质方能获得天下之元始的尊崇地位,从而获得天下人的拥戴而成为合法的王。

中华帝王像

当为王者失去这一品质时,比如不行仁政于天下、不能维持天下的统一、不能使五服之内的百姓幸福安康等,其王权也就难以维持了。

这种观念,与希腊城邦国家血缘世袭之王(如斯巴达)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也与罗马早期(前50年之前)的国王概念不同。

这倒是与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执政官和罗马帝国的第一位皇帝屋大维,获得帝权的性质有几分相似。

而在屋大维于前27年由首席执政官成为“奥古斯都”皇帝的时候,中国的帝制已经有了近年的历史,到汉成帝(前32年-前6年)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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