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新春之际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情影响，这个新年大家可谓是提心吊胆，足不出户宅在家里配合国家抗疫。这次疫情的特点是症状各有不同，虽然死亡率低，但传播速度很快，有的只是发烧或轻微咳嗽，有的会发展为肺炎，更为严重甚至死亡。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医疗、科技、信息比较发达的国家，恐慌同时，也坚信此次疫情必将被战胜，现在已经出现拐点，到彻底消除只是时间问题。
本期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哪些重大疫情，以及当时的应对之策？
一、先秦时期
在《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瘟疫时有发生，主要原因也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当时主要治疗方法也是隔离集中以中药治疗为主。
二、东汉时期
东汉时期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写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瘟疫），可见当时瘟疫传播速度之快死率亡之高。当时的主要应对之策也是隔离集中以中药治疗为主。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每逢大战，必有大疫。三国时期，北方大疫，“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四人死于传染病。其惨状可见一斑。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瘟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瘟疫，三名同一种。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四、唐宋时期
唐宋时期，瘟疫不绝于志书，史书中往往出现有如、“贞观十年，关内、河东大疫”“江南频年多疾疫”的表述。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瘟疫的方剂。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的治疗，也是以中医药为主，多进行隔离治疗。
五、元朝
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出了一套使用补养、散发、降热的治疗方法，在当时广为流传。
六、明朝
明朝瘟疫更为频繁，出现的症状也各不相同，感染人数巨大，且死亡数居高。嘉靖万历年间，北京经常发生大疫情。崇祯年间华北山西发生鼠疫，病者吐痰血即死，惨绝人寰。崇祯十六年疫情更是严重，北京城也是疫情的重灾区之一，全城保守估计死亡人数已高达五分之一。大疫之后，驻守北京城的御林军三大营因为鼠疫死亡近半数。至李自成攻打北京之前，北京城已被鼠疫折磨了一年左右，甚至有人认为改变明朝历史的不是李自成而是这次鼠疫。
著名医家吴又可的《温疫论》就是在明朝出现的，它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七、清朝
光绪年间，爆发了京师直隶大疫、l年黑龙江瑷珲霍乱流行、年东北鼠疫三场大瘟疫。年这次鼠疫死亡人数超过六万，这一次的鼠疫，从呼吸道感染症状严重的情况判断，极有可能是通过飞沫，在人与人之间进行呼吸传播。伍连德派士兵挨家挨户搜寻感染者，医院，按重症、轻症、疑似进行分级处理，避免交叉管理。政府也从长春调集士兵，对哈尔滨疫区进行严格的封锁和交通管制。最终高效地控制了疫情的蔓延。
八、近现代
上海在年首先发现真性霍乱病例，随后病例不断增长。上海市卫生局马上检查辖区内井水和河水，并大力推行霍乱疫苗注射。但许多地方的卫生设施和医疗条件比不上上海，霍乱就蔓延开来了。虽然卫生防疫组有许多防疫办法，比如饮水消毒、防疫宣传、推广霍乱疫苗、隔离病人等措施，但他们仅能在主要城市进行防疫。广大的农村地区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这次霍乱流行，波及长江水灾所影响不到的许多地方，许多边远地区缺乏有效的有组织的防疫措施。在西北地区，因霍乱死亡者人数极多，仅陕西省的死亡人数就有十三四万之巨。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公共卫生局就设立了防疫班，负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还发起全民运动防治各类疫情。在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
年前后发生了严重的血吸虫病，血吸虫病曾给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十几个省、区、市的劳动人民带去深重的灾难，夺走了众多人的生命，被称为“瘟神”。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调动千军万马，围歼血吸虫病，挽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毛主席看后，欣然写下了《送瘟神》的诗篇。这首诗篇发表后，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疫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