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源头，有据可考的是始于周公旦还是孔子已不再重要，但毫无疑问的是，儒家肯定有更悠久的起源！
儒家的六经，都不是孔子所著，他只是做了一些编纂和注释的工作，但是，就这六部书显然有着比孔子的《论语》更重要的地位。
从人类思想史的规律来看，儒家思想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取代商代之前的巫祝文化，相比商代的以活人殉祭的残酷，儒家的思想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要先进和文明。但是，儒家思想却始终缺少一种终极追问的气质，使其在历史上充满着苟且和猥琐的记录。
作为巫祝替代者，儒家思想本身是没有给鬼神以地位的，孔子虽然也重祭祀礼仪，那不过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在其核心思想中是没有鬼神这种彼岸世界的事物的位置的，真正的孔门弟子，有点风骨的都可能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就死绝了，后世的儒生都是一些滥竽充数的角色。
封建的周礼崩坏之后，专制的皇帝就产生了。皇帝这种东西，从产生的那天起，在理论上就是不受任何东西所制约的，它依靠的是暴力和拳头，儒家遵循的“礼”本质上是拿皇帝和皇权一点办法也没有的，如果说儒家的“礼”相当于一套陈旧的操作系统，那么皇帝就像是一款新上市的app，双方本来不可兼容，皇帝出现了儒家也就消亡了，后来还苟延残喘至今的，不过是些伪儒！
儒家思想从汉武帝时代取得了类似于国教的地位。就是其改变核心教义的结果，所以儒学并没有像其它的具有国教地位的宗教一样保持其教义的长久稳定，反而有一种不断退化的倾向。
最大的退化就是儒家重提巫祝文化中的天人感应说，从社会的批判者和实干者直接退化成一群神棍，这也为后来的儒学宗教化开了口子！
从董仲舒再次把皇帝称之为天子开始，其实就是儒家希望恢复“周礼”的一次尝试，其实质是希望和皇权达成一种妥协，“天子”这个概念，是想给无法无天的皇权重新带上一付制约的镣铐，但正是这种源自远古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反而促进了中国历代皇权专制的不断深化。
可以说这正是儒学作为我们民族文化主流的致命痼疾！
这种从权和苟且的思想，在孔子后裔的身上表露无遗，孔子后裔可以说在历代（包括民国）都深受国恩，但是，从来没有表达出一种慷慨仆死、以身殉国的忠诚行为，每当外族入侵或者改朝换代，无一例外总是对新的主子顺从和降服的，这也可以反过来说历代专制王朝养的正是这样一种白眼狼！
这正是儒家没有核心价值的后果，所以“百代都行秦政法”，“阳儒阴法”才是这个国家的文明底色，儒家的作用，只不过是给腐朽的专制机器不断地抹上一层新漆而已！
作为华夏民族的文化主流，后世的儒家从来没有在皇权面前站立起来，成为社会道德权威的另一个源头，相比基督教对政治权力的制衡作用，东方的儒家思想是应该惭愧的，也正是这种对世俗权力的有效制衡，才真正地保卫了欧洲的封建制度，而后世的儒家，再也没有恢复孔子向住的“三世之治”的能力了！
儒家的这一文化特性，使它仿佛可以存活于任何一个时代。不可否认的是，从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开始，儒学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文化遭到过空前的否定，但在当前，什么“新儒家”、“公民儒”之类新词重新流行、是否预示着儒学复活的暗流涌动，这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儒学不可能为我们走向全球化提供新的精神价值。
它只能以博物馆文化的形式存在，其宿命和京剧中医等所谓的国粹大致无二！无论在生活层面还是政治层面，儒学都拿不出有效的应对之法，一个强调秩序和等级的思想体系，不可能和一个在各方面都充满着竞争的社会同构。
之所以在今天还有人提起儒学，不过是为在全球流行的民族主义编织的一件外套！因为任何民族主义，都要确定一个共同的文化记忆，这样，儒学就成为塑造这一共同的文化记忆的一种勉为其难的替代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