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自古有之，在中国史料早有记载。
根据中国古籍著作《集韵》·平声·魂韵：“瘟，疫也。”，而唐代作家柳宗元于《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行文》：“南方多疫，劳者先死。”，瘟疫一词自古沿用至今，最早运用此字的著作，可能为《抱朴子》·内篇·微旨：“经瘟疫则不畏，遇急难则隐形。”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
意思是：疾医掌管治疗万民的疾病。四季都有因气不调和而引起的疾病
《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
意思是：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人民中间就会流行瘟疫
《黄帝内经·素问论·》记载：“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
意思是：听说五疫发病，都可互相传染，不论大人与小儿，症状都一样，若不用上法治疗，怎样能使它不至互相传染呢？
殷商至民国初瘟疫年表为什么会发生瘟疫？
气候原因，像明朝末年处在小冰河期，公元年的冬天，单是江苏常熟这一地区被冻死的就有接近人，本来就寒冷的北方更是不计其数，种的粮食，花草树木也都被冻死了，人口断崖式下降。古代生活条件差，身体免疫力不足，营养不良，而且还有灾年，洪涝干旱，这样都会引起大量家养的鸡羊猪牛的死亡，动物的尸体没有进行及时的掩埋处理。
制度原因，有的朝代税赋太重了，官员贪污和地方豪强勾结，让老百姓来承担税赋，地主却没有税赋，留到农民手上的粮食没有很多。
秦朝末年是苛法，徭役很重，秦始皇骊山建造地下行宫还有阿房宫耗费了大量人力有七十余万人，整个国家也就二千多万人，这些人体力不支或者生病而死就被就地掩埋了。
汉朝初期，十五税一，到了汉文帝时期只要三十税一，老百姓吃饱喝足自然成就了中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到了东汉末年，汉灵帝时期，蝗灾不断，而税赋又并不减免又爆发了瘟疫，灵帝刚开始还派送草药，最后连草药也不派送了，干脆都不管了，张角兄弟赶着瘟疫流行建立太平道教，凭借医术和太平要术上的方法，用符水治病救人，发展教徒，短短几年就发展成了十几万教徒，虽然这符水不能救人，但是却实在是当时病人的救命稻草。后来曹操实行屯田制，粮食基本要一半甚至更多，虽然重税，不过流民饿不了肚子了。
瘟疫主要原因还是接触了病原体，食用了带病原体的野生动物。
瘟疫的传播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人类接触到病原体；二是有足够集中的人口。病原体是自然界本来的存在，如果人类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类或者被病原体杀死，病原体失去传播的途径；或者人类适应了病原体，病原体失去对人类的严重威胁，所以，封闭环境不大可能产生瘟疫。瘟疫的传播往往来自人类接触到本来不属于人类生活圈的病原体。以关东大鼠疫为例，原因可能因为外来移民捕猎了生病的旱獭。哈民忙哈先民捕食穴居动物，这些动物通常不应该进入人类生活圈的，因为利益与饥饿，人类碰触了自然存在的红线，最终酿成灾难。当然，如果人类人口极少，病原体杀死了感染者，也就失去了传播的可能；或者人口分布极其稀疏，传播也不大可能发生。（1）
这种状况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加恶化，因为农业促进社会分化，富者产生肥胖的毛病，穷者食不果腹，可能会铤而走险，食用一切能够找到的食物，包括带有病原体的野生动物。（1）
像遇到打仗，或者灾害，饥饿的百姓实在是没有什么食物吃了，饥不择食，只能吃野生动物，吃野菜，吃草根树皮，吃观音土，甚至人相食，这样的事，在古代数不胜数。
秦朝末年：“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
意思是：关中发生了大饥荒，一斛米卖到万钱，人们饿的自相残食。汉王便让关中的百姓到蜀、汉去谋生。
东汉末年：“是岁谷一斛五十余万钱，人相食，乃罢吏兵新募者”
意思是：这一年一斛谷米价值五十多万钱，以至于出现“人吃人”，太祖（曹操）便解散了刚招募来的新兵。
古代医生们做了哪些努力和措施对后世影响?
张仲景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伤寒杂病论》是他的著作，这本书对将来后人很有帮助。在这本书的序言里提到他所处的时代瘟疫横行，他的家族本来是一个大家族。人口有两百多人，但是建安初年以后，不到十年，因为疫症死了三分之二的人，其中死于伤寒的人占十分之七，他很感慨也很痛心，他从小厌恶那些追名逐利的做官人和没有医德的医生。他曾是长沙太守（因为是“孝廉”，而被朝廷选用，并不是主动去做官），他每月初一和十五都会让求医的病人来长沙大堂来诊治，在长沙百姓里有很好的声望。东汉王朝动荡不安，为了避乱，张仲景辞官来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了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后来张仲景因为他的医术和医德被人称作为医圣，他的刻苦钻研医学和医者的仁德精神激励着后世。
张仲景吴又可吴又可，明末清初的传染病学家，著有《瘟疫论》一书，下面是瘟疫论序言中的一段。
或谓温疫一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湮没，即《伤寒论》称散亡之余，王叔和补方造论，辑成全书。则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甚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其于始发之时，每见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或遇医家见解不到，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感邪之轻者，有获侥幸;感邪之重者，而加以失治，枉死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则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别搜古书，斯投剂不效，病者日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
大概意思是，张仲景著作的《伤寒论》，千百年来经过连年的打仗已经遗失了一部分，后来经过王叔和补充药方完成论述，编辑成完整版本，那么温疫的论述未必不会从散佚的那部分书稿中得以明晰。
崇祯辛巳年间，瘟疫盛行，感染的人很多，到了五六月份更加严重，有的全家被传染。疫情在刚刚发生的时候，每次看到当时的医生错误地用伤寒之法来医治患者，没有不危及生命的。有的病人家属错误地听信了医生“七天之内将会自己痊愈。不这样，十四日内一定痊愈”的话，因而失去医治的机会。有的人遇到医生见识浅薄，用缓药来救急症，即使不立刻受到药物的损害，终究延误病情而导致死亡，这样的例子到处都是。感染邪气较轻的人有的侥幸得救；感染邪气比较重的人，又加上得不到有效医治，白白死去的人数也数不完。啊呀！遵守古法就会不契合现在的病情，丢下现在的病情而另外搜寻古籍，这样用药不奏效，病人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病症越急切，投奔医生越混乱。不是死于病痛，是死于医生之手；不是死于医生之手，是死于对古籍的散佚遗忘。
从吴又可的序言里就能感受到他的悲痛，这也是他撰写瘟疫论的动力，为后世做贡献，在替百姓救治瘟疫的过程中得到了大量的临床经验，他对传染病的认识其实已经很接近现代传染学说了，给后世温病学家以极大的启发，清代很多医家，都寻此启示，近一步修正、补充、深化了温病的膜原证治内容，使之成为了中医学辨治外感重症以及内科疑难杂症中独具特效的一种方法。
当崇祯辛巳岁，南北直隶、山东、浙江大疫，医以伤寒法治之，不效。有性推究病源，就所历验，著瘟疫论，谓：“伤寒自毫窍入，中於脉络，从表入里，故其传经有六。自阳至阴。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入，伏於膜原，其邪在不表不里之间。其传变有九，或表或里，各自为病。有但表而不里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里而不表者，有里而再里者，有表里分传者，有表里分传而再分传者，有表胜於里者，有先表后里者，有先里后表者。”其间有与伤寒相反十一事，又有变证、兼证，种种不同。并著论制方，一一辨别。古无瘟疫专书，自有性书出，始有发明。(2)
老百姓心里是怎么想的？
东汉末年时曹植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瘟疫，名字叫做《说疫气》，里面就有这么一段话：
建安二十二年，厉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建安二十二年，强烈的传染病不断蔓延。几乎家家户户都经历着丧失亲人的悲痛，哀伤的号泣声不时传来。有的是全家病死，有的是一族俱亡。有人认为，疫气是鬼神带来的。而遭遇这次灾难的人，都是粗衣恶食、荆舍蓬门的贫苦百姓啊！想想那些华堂玉食、貂服厚褥的富贵人家，像这样染病的情况却很少。这是因为阴阳失衡，寒暑错位，所以会产生瘟疫。而无知的人却用悬符的方法来驱秽，也是很可笑的事情啊！
《大明劫》剧照可见当时民不聊生的景象，锦衣玉食的富贵人家抵抗力是比穷苦百姓好的，这让我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封建社会就是这样，人命如草芥，病死的人都化为一个个冰冷数字，但是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不会因为地位和身份而被特殊照顾，如果百姓生活条件好，吃得上饱饭，不会死这么多人。“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其实并不可笑，悬符只是走投无路的人，张仲景也说了医生只收钱不办事，随便开点药，不认真把脉，这样治不了病，连医生都不认真看病，只想着拿钱，那不只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于祭祀鬼神了，好歹心里图个安慰。
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张仲景
在那个没有科学的年代，人们是不知道传染病的发病原理的，不像我们现代，每个人都知道口罩可以预防飞沫传播病毒，还可以研制针对性的疫苗，而且是免费接种的，其实没有那么怕病毒了，只要自身的预防措施做得好，在疾病面前有饭吃，有病治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来了。
相关资料链接：
[1]陈胜前：《瘟疫的考古学思考》，《中国文物刊》年2月21日05版
[2]清史稿·列传·卷二百八十九
#看不见的病原体#
文/三昧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