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第一个圣人，竟然不是孔子
文/刘康声
但凡提到“圣人”，人们首先就会想到孔子。这种联想是有道理的，孔子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公认度最高的圣人。孔子在世时，孔子的弟子及民间人士就已经以“圣人”称孔子了。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论语·子罕》
假如民间没有“孔子为圣人”的说法，太宰也就不会提出“夫子圣者与”的问题；假如不认可老师的圣人地位，子贡也就不会说孔子“固天纵之将圣”。这段文字集中反映了孔子弟子和民间人士对孔子圣人称谓的认同。
至战国时期，孔子的圣人地位和称号更加明朗化和固定化。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荀子称孔子“德与周公齐，名与三王并”（《荀子·解蔽》），将孔子与周公、禹、汤、文、武等圣人齐头并论，并且直言孔子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五蠹》立场鲜明地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汉代以降，孔子的圣人地位逐渐获得官方认可。汉平帝下诏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宋真宗加谥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后改谥“至圣文宣王”……
尽管圣人称号名扬古今，但孔子却不是我国第一个“圣人”。那么谁是第一个被称为“圣人”的人呢？这要从我国古代最早的文献《周易》、《尚书》和《诗经》中去寻找答案。
《周易》本经作于西周时期，但没有关于“圣”或“圣人”的记述。《尚书》中有22个“圣”字，却无“圣人”，且所记之“圣”并未明确指向某一个人。作于西周至春秋中期之间的《诗经》里有9个“圣”字，其中有2个“圣人”，这是古籍中首现的“圣人”。正是这首现的2处关于“圣人”的记述，让我们基本明确了古代的第一位圣人究竟是谁。
维此圣人，瞻言百里；维彼愚人，覆狂以喜。——《诗经·大雅·桑柔》
此处将“圣人”与“愚人”对举，“圣”采用的是本义聪明、通达，这个“圣人”指目光远大的圣贤之人，综合全诗语境来看，应是泛称，而无实指具体某人之意。
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谟）之。——《诗经·小雅·巧言》
将这两句诗翻译过来即：巍峨宫室与宗庙，君子把它来建造；典章制度条理清，圣人把它谋划好。
董楚平老先生在其《圣字的本义与变义》文中认为：这里的“君子”与“圣人”，可能包括文王、武王、周公等伟人，“君子”排在“圣人”前面，故高于圣人。本人认为，董先生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即“圣人”可能是指文王、武王、周公等伟人，但并非是“君子”亦指这些伟人，而且“君子”排在“圣人”前面并不代表诗作者就认为“君子”高于“圣人”。
阅读《巧言》全诗可知，此诗系讽刺周幽王听信谗言制造祸乱，《毛诗序》云：“《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首先，诗言君子作寝庙，建造庙堂之事只要有权势的人皆可为之，那么这里的“君子”无疑是就地位而言，同时，结合此诗前文“君子信盗，乱是用暴”等诗句可以看出，“君子”一定不会是指文王、武王、周公等伟人。其次，国家典章制度的谋划并非只要是聪明人就能为之的，只有明理备德的人才可完成，否则即使谋划出了典章制度也不会为后人称颂，因此这里的“圣”已经由本义的聪明向道德的变义迁移。这样看来，“君子”排在“圣人”前面，也并不意味着地位高于圣人，这里的“圣人”已经具有了人格的理想化。
周公制礼作乐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是诗中“秩秩大猷”的谋划者。郑玄笺:“猷……治国之礼法。”通观历史可知，周公姬旦摄政七年，制定了包括礼乐制度在内的多方面的典章制度，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和井田制等。《尚书·大传》对周公有“六年制礼乐”的记载；《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清代孙诒让说周公“有一代之典，炳然大备”。根据这些相关史料及《巧言》的写作背景来看，诗中谋划典章制度的人只能是“周公一人而已”，更明确地讲，最早被称为圣人且有史料可考的即是周公，“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墨子·公输》）。
周公像孔子肯定“周公之才之美”（《论语·泰伯》），称颂周公“载己行化而天下顺之，其诚至矣”（《孔子家语·致思》）。孔子对周公的崇拜和尊敬无以复加，即使垂垂老矣之际仍对周公念念不忘：“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这是一代圣人对上一代圣人的最后缅怀。
周公庙周公的人格典范被儒家视为最高典范。有学者认为周公对中华文明的贡献甚至大于孔子，您认为谁的贡献更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