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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不带偏见，平心静读过《左传》《国语》的学人，都会为其中所记述的贵族群体的“君子风范”所折服。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就曾盛称周代君子“他们识解之渊博，人格之完美，嘉言懿行，可资后代敬慕者，到处可见”（商务印书馆年版第71页）。这对于在进化论观念支配下成长起来的当代青年，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如果我们探究一下春秋人材生成的教育背景，便会发现大学教育对于人格培育不可忽视的意义。
大学是一个民族传承自己的文化与文明、造就高层次人才的基地。故凡是一个有文化承传的民族，都无一例外的把大学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国策。因而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华夏族便开始了大学教育，当时称之为“成均”。如《礼记·文王世子》郑玄注引董仲舒说：“五帝名大学曰成均。”周朝全面继承了五帝与夏、商二代的文明成果，建立了健全的培养人才成长的教育体制，创造了“郁郁乎文哉”的辉煌。就其教育理念而言，培养君子人格始终是第一要义，故道德教育便成为根本，行为和技能教育只是其枝叶而已。《周礼·地官·师氏》说：师氏以“三德”“三行”教诸侯卿大夫之子。“三德”指“至德”（中和之德）、“敏德”（勤劳）、“孝德”（尊祖爱亲）；“三行”，指“孝行”（亲父母）、“友行”（尊贤良）、“顺行”（事师长）。显然“三行”也是与道德相联系的三种美好品行。“周代文明”的最大特征是“礼乐文明”，而礼乐教育自然便成了重要的科目。“礼”是行为规范，直接与人的德性相联系；而“乐”，表面上看只是一种娱乐形式，但在周人那里，则是一种精神修养的手段和才能。故《礼记·文王世子》说：“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恭敬而温文”便是君子人格的体现。
孔子讲学图
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培养理念，贯穿于周代的小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全过程中。所不同的是，大学教育更多了一层为社会担当的内容。小学教育重在完善自我，做一个身心健全的人，而大学教育则要培养一批能够“化民易俗”、引领社会风气的人，也就是君子。《礼记·学记》说得十分明白：“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换言之，学校教育不只是成就个人，而同时还承担社会责任。周朝的大学教育，无疑是精英教育。学生来源主要有二，一是贵族子弟，二是地方推荐的优秀人才。根据《学记》记载，教育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至七年，主要学习并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志趣爱好、敬业精神、关系处理、学习习惯、亲师交友等方面的品德和知识，如果合格，便是“小成”。第二阶段是两年，要求能够“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也就是说，知识能融会贯通，行为能临事不惑，这叫“大成”。有了这样的能力，就可以承担起“君子”应承担的责任，“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这就是“大学之道”。在《礼记·大学》中提了“大学之道”的三大“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即悟道明理，是学习修养要成就的自身功夫；“亲（新）民”即推以及人，是“大成”者应有的社会责任；“至善”就境界言，是要达到的目标。也就是说，大学培养的人才，一是要有健全的人格和洞彻事理的才能，二是要有化民易俗、引领社会风气的抱负，三是要有至善至美的目标追求。为这一宗旨的实现，《大学》又提出了八个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在里呈现出的是一种高尚而伟大的天下胸怀，体现了周代大学教育成己成物、风化天下的伟大精神。也正是这样的大学教育，成就了周代贵族为后敬慕的“君子风范”。
周代大学教育所依存的价值体系由于载记于经典之中，因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一直影响着国家的人才培养和千百万学子自我实现的目标追求。尽管中国长期的科举制度，人才培养的经费支出主要由家庭来承担，但莘莘学子并未因要回报家庭而舍弃“修齐治平”的理想，未能忘记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抱负，这已经成为中国士大夫的一种传统，代代相承。这一切虽说随着近代的社会大变革与西洋式教育模式的推广已成为过去，但却给民族留下了美好的记忆。面对当下大学教育，周代的大学教育理念与精神，引发了我们深刻的反思。
大学是社会的大脑，它储存着人类数千年积累起来的文明智慧。其职责不外有三，一是承传数千年文明智慧以及由此智慧产生的价值体系；二是应运人类的智慧资源，为人类的未来作出思考，引领人类社会沿着幸福、健康、快乐的道路向前走；三是用人类积累的智慧造就“新鲜血液”，即培育身心健康的的青年才俊，使之在社会的新陈代谢运作中起到积极作用。《学记》《大学》所说的“知类通达”“化民易俗”“明德”“亲民”，正是对大学作为人类大脑功能的强调。而中国当下多数的大学如何呢？
多数大学已不再考虑文明、文化的承传问题，而是变成了具有企业性质的“文化服务公司”。被定性为“科学”的西方两百年文明，取代了被定性为“封建”的中国两千年文明。经济指标追求取代了德性培养。敬业的校长